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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杨仲良-第230页
其后淤金、赤三河，相次又淤下流。下流既梗，反决于上流之商胡口。然则京东横垅两河故道，皆下流淤塞，河水已弃之高地。京东故道屡复屡决，理不可复，不待言而易知之。昨议者度京东故道，止云铜城已上地高，不知大抵东去皆高，铜城已上乃特高尔。其东北铜城已上则稍低，比商胡已上，则实高也。若云铜城已东地势平下，则当日水流宜决铜城已上，何缘而顿淤横垅之口，亦何缘而大决也?然则两河故道既皆不可为，则河北水患何为而去?臣闻智者之于事有所不能必，则较其利害之轻重，择其害少而为之，犹愈于害多利少，何况有害而无利?此三者，可较而择也。又商胡初决之时，议欲修塞，计用梢茭一千八百万，科配六路一百余州军。今欲塞者，乃往年之商胡，则必用往年之物数。至于开凿故道，张奎所计工费甚大。其后李参减损，犹用三十万人。然欲以小河之狭容大河之水，此可笑者。又欲增一夫所开三尺之方倍为六，亦且阔、厚三尺而长六尺，自一倍之功，在于人力，已为劳苦。若云六尺之方，以开方法算之，乃八倍之功，此岂人力之所能胜?是则前功既大而难兴，后功虽小而不实。大抵塞商胡、开故道，凡二大役，皆困国劳人。所举如此，而欲开难复屡决已验之故道，使虚费而商胡不可塞，故道不可复，此所谓有害而无利者也。就使幸而暂塞，以纾目前之患，而终于上流必决，如龙门、横垅之比，此所谓利少而害多也。若六塔者，于大河有减水之名，而无减患之实。今下流所散已多，若全回大河以注之，则滨、棣、德、博，河北所仰之地，不胜其患，而又淤涩上流，必有他决之虞，此直有害而无利尔，是皆智者之不力也。今若因水所在增治堤防，疏其下流，浚以人海，则可无决溢散漫之虞。今河所历数州之地诚为患矣，堤防岁用之大诚为劳矣，与其虚费天下之财，虚费大众之役，而不能成功，终不免为数州之患，劳岁用之夫，则此所谓害少者，乃智者所宜择也。大约今河之势，负三决之虞复故道，上流必决；开六塔上流，亦决河下流，若不浚使入海，则上流亦决。臣请选知水利之臣，就其下流求入海之路而浚之，不然下流梗涩，则终虞上决，为患无涯。臣非知水者，但以今事可验者较之，亦愿下群臣议，裁取其当焉。』
苏辙作修神道碑云：『河决商胡，贾昌朝留守北京，欲开横垅故道，回河使东。有李仲昌者，欲导商胡入六塔河。诏两府、台谏集议。陈执中当国，主横垅议。执中罢去，而宰相复以仲昌之言为然。』宰相，盖指富弼也。今附此。
甲申，翰林学士承旨孙抃等言：『奉诏定黄河利害，其开故道，诚为经久之利，然功大不能卒就。其六塔河如相度容得大河，使导而东去，可以纾恩、冀全堤患，即乞许之。』
十二月丁亥[11]，中书奏：『自商胡决，为大名、恩、冀患，先议开铜城道，塞商胡，以功大难卒就缓之，则忧金堤泛溢，不能捍也。愿备工费入横垅，宜令河北东预完堤埽，并上河水所占民田。』从之，始用李仲昌议也。戊子，知澶州、天平留后李璋为修河都部署，河北转运使、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周沆权同知澶州、都大管勾应付修河公事，宣政使、果州团练使、入内副都知邓保吉为修河钤辖，殿中丞李仲昌都大提举河渠司，内殿承制张怀恩为修河都监。寻以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殿押班王从善为修河都钤辖。壬辰，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施昌言为都大修河制置使，提点开封府界诸县镇公事、度支员外郎蔡挺都大提点河渠司勾当公事，太常博士杨纬并同管勾修河。昌言辞之，不许。
嘉祐元年四月壬子朔，李仲昌等塞商胡，北流入六塔河，溢不能容，是夕复决，溺兵夫、漂刍茭不可胜计。壬申，殿中侍御史赵抃言：『臣伏睹今春朝廷指挥商胡北流口，候至秋冬闭塞。其修河司李仲昌、张怀恩等全不依禀制旨，妄称水势自然过入六塔新河，盛夏之初，遂尔闭合。一日之内，果即冲开，失坏物料一二百万，溺役兵夫性命不少，民力疲弊，道路惊嗟，岂非意在急切，力觊恩赏?失计败事，咎将谁归?伏望陛下特赐宸断，其仲昌、怀恩及应管勾臣等亟加贬黜，以正典刑。谢彼方之生灵，戒后来之妄作。』
六月戊午，龙图阁直学士、给事中施昌言为枢密直学士、知澶州。时六塔河既修复决，朝廷犹欲成之，因以澶授昌言，冀便役事云。
命昌言知澶州以便役事，此据其本传。四月壬子朔，六塔河已决，不知何故昌言今乃加职。又后此三日，李璋等皆责，而昌言独免，至十一月甲辰昌言始责，殊不可晓，今据赵抃奏议增修。
辛酉，降知澶州、修河都部署、天平留后李璋知曹州，河北转运副使、同管勾修河、司封员外郎燕度知蔡州，提举开封府界县镇公事、同管勾修河、度支员外郎蔡挺知滁州，修河都钤辖、北作坊使、果州团练使、内殿押班王从善为濮州都监，供备库副使张怀恩为内殿承制，提举黄河埽岸、殿中丞李仲昌为大理寺丞。戊寅，兵部员外郎、知制诰韩绛为河北体量安抚使，西上閤门副使王道宗副之。时宰相文彦博、富弼主李仲昌六塔河议，及败事，人莫敢尽言。绛至河北，具得其状，始请置狱劾治，仲昌等由是俱被窜废。
此据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