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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宋-杨仲良-第147页
云假设之法。孔颖达作疏，因而述之。据历代史籍，亦无钟、磬依数大小之说。其康成、颖达等即非身曾制作乐器，至如言磬前长三律，二尺七寸，后长二律，一尺八寸，是磬有大小之制者，据此黄钟为律。臣曾依此法造黄钟、特磬者，止得林钟律声。若随律长短为钟、磬大小之制，则黄钟长二尺二寸半，减至应钟，则形制大小，比黄钟才四分之一。又九月、十月以无射、应钟为宫，即黄钟、大吕反为商声，宫小而商大，是君弱臣强之象。今参酌其鎛钟、特磬制度，欲且各依律数算定长短、大小、容受数，仍以皇祐中黍尺为法，铸大吕、应钟，钟、磬各一，即见形制、声韵所归。』奏可。
五月戊午，翰林学士承旨王拱辰言：『奉诏详定大乐，比臣至局，钟、磬已成。窃缘律有长短，磬有小大。黄钟九寸最长，其气阳，其象土。其正声为宫，为诸律之首。盖君德之象不可并也。今十二钟、磬一以黄钟为率，与古为异。臣尝询阮逸、胡瑗等，皆言依律大小则声不能谐。故臣窃有疑，请下详定大乐所，更稽古义参定之。』辛丑，知谏院李兑言：『曩日紫宸殿阅太常新乐，议者以钟之形制未中律度，遂斥而不用。复诏近侍详定。窃闻崇文院聚议，而王拱辰欲更前史文义，王洙不从，语言往复，殆至喧哗。夫乐之道广大微妙，非知音入神，岂可轻议?西汉去圣尚近，有制氏世典大乐，但能记其铿锵，而不能言其义。盖况今又千余年，而欲求三代之音，不亦难乎?且阮逸罪废之人。安能通明述作之事?务为异说，欲规恩赏。朝廷制乐数年，当国用匮乏之时，烦费甚广。器既成矣，又欲改为。虽命两府大臣监议，然未能裁定其当。请以新成钟、磬与祖宗旧乐参校其声，但取谐和近雅者合用之。洙既与瑗、逸更造钟、磬，而无形制、容受之别。』又数劝上用新乐于南郊，而议者多以为非，后亦不复用。
九月乙酉，崇政殿召近臣、宗室、谏官、省府推判官观新乐。先是，钟、磬之音未合古法，诏中书门下集两制及太常礼官与知钟律者考定其当。议者各安所习，久而不决，乃命诸家各作钟律以献，亲临视之。然古黄钟为万事根本，故尺量权衡皆起于黄钟。至隋用累黍为尺，而制律容受，卒不能合。及平陈，得古乐，遂用之。唐兴，因其声以制乐，其器无法而其声犹不失于古。五代之乱，大乐沦散，王朴始用尺定律，而声与器皆失之，故太祖患其声高，特减一律。至是又减半。然太常乐比唐声犹高五律，比今燕乐高三律。上虽勤劳制作，未能得其当者，有司失之于以尺生律也。
自『先是，钟、磬之音』至『尺生律也』并范镇所论，本志削去，今姑存之。然镇所论，亦略见于四年六月所上书矣。当考。
史官蒲宗孟、李清臣曰：『世谓太常为雅乐，而未尝施于燕享。岂以正声为不美听哉?夫乐者，乐也，其道虽微妙难知，至于奏之，而使人悦豫和平，此不待知音而后能也。尝窃观于太常，其乐悬、钟磬、埙篪、搏拊之器，与夫舞缀、羽籥、干戚之制，盖皆仿诸古矣。逮振作之，则听者不知为乐，而观者厌焉。岂所谓古乐，其声真若此哉?孔子恶郑，恐其乱雅。乱之云者，似是而非也。孟子亦曰：「今乐犹古乐。」然今太常独与教坊乐音殊绝，何哉?昔日李照、胡瑗、阮逸改铸钟、磬，处士徐复笑之曰：「圣人寓器以声，不先求其声而更其器，其可用乎?」照、瑗、逸制作，久之卒无成。蜀人房庶亦深订其非是，因著书论古乐与今乐本末不远，其大略以谓：「上古世质，器与声朴，后世稍变焉。金石，钟磬也，后世易之为方响；丝竹，琴箫也，后世变之为筝、笛；匏，笙也，攒之以斗；埙，土也，变而为瓯；革，麻料也，击而为鼓；木，祝敔也，贯之为板。此八音者，于世甚便，而不达者指庙乐鎛钟、鎛磬为宫，轩为正声[10]，而概谓胡部[11]、卤部为淫声。殊不知大辂起于推轮，龙艘生于落叶，其变则然也。古者以俎豆食，后世易之以杯盂；古者簟席以为安，后世更之为榻按。虽使圣人复生，不能舍柸盂、榻按，而复俎豆、簟席之质也。然则八音之器，岂异于此哉?孔子曰「放郑声，郑声淫」者，岂以其器不古若哉?亦疾其声之变耳。试使知乐者由今之器寄古之声，去其惉懑靡曼而归之中和雅正，则感人心，导和气，不曰治世之音乎?然则世所谓雅乐者，未必如古。而教坊所奏，岂尽为淫声哉?数子纷纷，改制钟律而复古。庶之论指意独如此，故缀其语存之，以俟知音者焉。』庚寅，光禄寺丞、国子监直讲胡瑗为大理寺丞。后勒停人阮逸为户部员外郎，内侍押班、右骐骥使、英州团练使邓保信为荣州防御使，入内供奉官贾宣为内殿承制，并以制钟律成，特迁之。
嘉祐元年八月。初，李照斥王朴乐音高，乃作新乐。下其声太常，歌工病其太浊，歌不成声，私赂铸工，使减铜齐，而声稍清，歌乃协。然照卒莫之辨。又朴所制编钟皆侧垂，照及胡瑗皆非之。及照将铸钟，给铜于铸?务，得古编钟一。工不敢毁，乃藏于太常。钟不知何代所作，其铭云：「粤朕皇祖，实铸和钟。粤斯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叩其声，与朴钟夷则清声合，而其形侧垂。瑗后改铸，正其钮使下垂，叩之，弁郁而不扬。其铸钟又长角而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