昏垫之灾，又自黄固一决，全河南徙，兖、豫、徐、邳得免河患，而其余波出于义安者，又导之入小浮桥足以济二洪之涸，则今日之河既有合于决堤放水之议矣。而议者犹曰：运道有浅涩之虞，祖陵有意外之患，地方有淹没之苦。不知国家运道，原不资于河。全河初出亳、寿之郊，以不治治之。故岁无治河之费，其后全河渐决入运，因遂资其灌输，五十余年，久假不归，又日筑垣而居之，涓滴不容外泄，于是浊沙日淀，河身日高。上遏汶、泗，则镇口受淤，鱼、滕被侵；下壅清、淮，则退而内潴，盱、泗为鱼；以至濒河没溺，岁运飘流，甚至浸及祖陵。而当事者猥以运道所资，势不能却之他徙。臣奉明命，改弦易辙，首开武墩经河，次疏具坝、固庄，又挑小浮桥、小河口、沂河口故道，幸小浮桥股引之水，李吉口未断之流，已足济运矣。以汶、泗、沂、兖之水，建闸节宣，运道自在，固不必殚力决塞，以回全河。盖决河所经，有山西、阜子诸坡湖以为之汇，有小河、白洋、固朱等河沟以为之委。祖陵雄据上游，崇冈迭嶂，谅无可虑。即归仁一堤，见为险要，亦非水冲，万一失守，亦不过下浸桃清，由洪泽诸湖以下清口，势不能逆流倒灌上及于、泗也。至南流泛滥，虽不免为下邑民生之害，碣山水道当冲，南流北流俱不得免，必须迁城以避河患。其以涸口被灾者，惟有萧、宿、灵、睢。往者，全河未徙之时，丰、沛、鱼、滕、徐、邳不被淹没乎？近庚寅、癸巳之秋，徐、邳二州不几为鱼鳖乎？较之今日，孰重孰轻？故臣始终自信，以为止就已成之功，稍终未完之绪，则自不至为运道之虞，亦不能为陵寝生民之患。抑臣又有说焉，禹之导河，析二渠，播九河，随水之所向，不与争利。今河南、山东、江北州县，棋列星布，在在堤防，水不及汴梁矣，则恐决张秋；不及张秋矣，又恐淤镇口；不及镇口矣，又恐淹宿州。凡禹之所空以与水者，今皆为我所占，无容水之地，固宜其有冲决也。今若空碣山一邑之地，北导李吉口，下浊河；南存徐溪口，下符离；中存盘岔河，下小浮桥。三河并存，南北相去五十里，任水游荡，以不治治之。量蠲一邑千金之赋，岁省修河万金之费，此亦一时之省事，万世之良图也。”
二十六年春三月，工部给事中杨应文请开氵加河。氵加河在滕、峄、沂、洙下流，南通淮海。隆庆以来，翁大立数议未决。舒应龙尝凿韩庄，中辍。时河决黄固口，请终其功。报可。
夏六月，以工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刘东星总理河道漕运。东星循行河堤，谓阻漕治在标，决河治在本，两利而并存之。议开赵渠，盖商城、虞城以下，至于徐州，元贾鲁故道也。嘉靖末，北徙，潘季驯议开之，计费四百万而止，及河决单县黄固口稍通成渠，惟曲里馆至三仙台四十里如故。东星因欲浚之，又自三仙台至泗州小浮桥开支河，又浚漕河，起徐、邳至宿，费可十万缗。
二十九年秋九月，河决萧家口。先是，开封归德大水，商城、蒙城等处，河冲萧家口百余丈，全河南徙，淮、泗贾舟不及去，置于沙上。总督河漕工部尚书刘东星卒于济宁。东星浚赵渠，开氵加河，工
未竟而卒。十一月，河南道御史高举言：“胶、莱海运，嘉靖间，山东副使王宪议开胶莱河，河之南口，起麻湾，北口至海沧，相距三百三十里，其地河形至今尚在。两口皆贮潮水，不假浚者二百余里，浚者
一百三十里。但其下多石，水微细，使极力开凿，止三十里远耳。如河成，我江漕由淮安清江浦，历新坝马家濠而来，计良便。国初罢海运者，以马家濠未通，舟出大洋故也；马家濠通，舟行小海中，自不险。从麻湾、海沧二口径抵天津直沽。”至是举循其议上，格于守臣而止。
先是，张居正柄国，即有议开氵加河者，山东参政冯敏功曰：“氵加口穿葛墟诸山，皆砂石，不可凿，南北大湖相连，不易堤，甚非计也。”事遂寝。又欲由海疲乏开胶河。敏功奏议曰：“胶河仅衣带水，余悉高岭大阜，且地皆冈石，山水奔瀑，工难竟。即竟矣，海水挟淖沙而入必复淤，不若舍胶、氵加而专治河，河漕合治则国储民命两利，分治则两败矣。”然居正竟促抚、按开浚，才及数尺，果皆冈石黑沙难施畚锸，费币金十三万，迄无成功乃止。
三十一年春正月，山东巡抚黄克■言：“开王家口为蒙墙上流，上流既达，则下流不宜旁泄，宜塞。”从之。夏四月，总理河道侍郎曾如春卒。如春治河，力主开黄家口。
领六十万金，竭智毕虑，既开新河，虽深广，其南反浅隘，故水不行。所决河广八十余丈，而新河仅三十丈，不任受。或告如春曰：“若河流既回，势如雷霆，藉其自然之势冲之，何患浅者之不深。”如春遂令放水，河流浊，下皆泥沙，流势稍缓，下已淤半矣。一夕水涨，冲鱼台、单县、丰、沛间，如春闻之，惊悸暴卒。以工部右侍郎李化龙总理河道。
三十二年春正月，总理河道侍郎李化龙请开氵加河。曰：“河自开封、归德而下，合运入海，其路有三：由兰阳出茶城，向徐、邳，名浊河，为中路；由曹、单、丰、沛出飞云桥，向徐沟，名银河，为北路；由潘家口入宿迁，出小河口，名符离河，为南路。南路近陵，北路近运，惟中路既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