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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明史纪事本末-清-谷应泰-第131页
溢，挽卒得分行无阻，至今便之。
武宗正德四年，河决曹、单趋沛，出飞云桥，命工部侍郎崔岩往治。岩发丁夫四万余人，塞垂成，涨溃。代以右侍郎李镗，四月弗成，盗起而罢。七年秋九月，以右都御史刘恺总理河道。恺筑大堤，起魏家湾，
亘八十余里，至双固集，都御史赵璜又堤三十里续之，曹、单以宁。世宗嘉靖七年春正月，凿新漕，不成。先是，河决曹、单、城武、阳家口、梁靖口、吴士举庄，冲鸡鸣台，沛北皆为巨浸。东溢
逾漕，入昭阳湖，沙泥聚壅，运道大阻。刑部尚书胡世宁上言：“运道之塞，河流致之也。请先述治河之说。河自经汴以来，南分二道：其一出荥泽，经中牟、陈、颍，至寿州入淮；其一出祥符，经陈留、睢、亳，至怀远入淮。其东南一道，自归德、宿、虹出宿迁。其北分新旧五道：一自长垣、曹、郓出阳■，一自曹州双河口出鱼台塌场，一自仪封出徐州小浮桥，一出沛县飞云桥，一出徐沛之间，境山之北溜沟。此六者皆入漕渠而南汇于淮，而今且湮塞矣。止存沛县一河，势合岸狭，不得不溢，所以丰、沛、徐州漫为巨浸，溢入沛北之昭阳，以致运道壅淤。然壅淤既久，势必复决。决而东南，有山限隔，其祸小。决而东北，前宋澶州之决，郡县数十皆灌，祸不可言矣。故今治河，当因故道而分其势也。其阳谷、鱼台二道，势近东北，不可复开。而汴西荥泽孙家渡至寿州一道，决宜常浚，以分上流之势。自汴东南，原出怀远、宿迁、小浮桥、溜沟四道，宜择其便利者，开浚一道，以分下流之势。或恐丰、沛漫流久而北徙，欲修城武以南废堤，至于沛县之北庙道口，以塞新决，而防其北流，此亦一计也。至于运道，臣与李承勋同行拟议，莫若于昭阳湖左，滕、沛、鱼台之中，地名独山、新安社诸处，别开一河，南接留城，北接沙口，阔五六丈，以通二舟之交；来冬冰结船止，更加浚阔，以为运道，此其上策也。”至是，河道都御史盛应期上言：“宜于昭阳湖左，别开新渠，北起姜家口，南至留城一百四十余里，以通漕舟。”其说与世宁合。工部尚书童瑞复议，从之。乃集民夫万人，分标开凿，已而其地居河上流，土皆沙淤，功弗就。应期日夜止宿水次，益卒数万治之，百姓滋怨，言者谓糜财用，劳民力，功必不可成。上怒，夺应期官，归田里，而新渠之议寝焉。以侍郎潘希曾往代，俞年，丰、沛、单三县堤成。
十三年，初，飞云桥之水，北徙鱼台、谷亭，舟行闸面，丰、沛以北，稍远水患。久之，复决赵皮寨，谷亭流绝，而庙道口复淤。议者欲引沁凿卫，置敖仓卫辉，由涡经汴达阳武，陆挽之，始由卫北运，言人人殊。时治河者工部侍郎刘天和，专修复故道，未几河忽自夏邑、太丘等集冲数隙，转东北流，经萧县出小浮桥，下济二洪，赵皮寨寻塞，盖河势南徙。
十九年，河决睢州野鸡冈，经涡入淮，二洪大涸。上命兵部左侍郎王以旗督理。以旗役丁夫七万，开李景高支河一道，引水出徐济洪，八月而成，粮运无阻，上悦，加以旗秩。寻复淤。是时河益南徙，颇便漕。然五河、蒙城、临淮诸州邑，凤、泗之北，祖陵在焉，议者以为忧。
三十一年秋八月，河决房村，至曲头集，凡决四处，淤四十余里，都御史曾钧役丁夫五万六千有奇，浚之，三阅月而成。三十七年，河北徙新集淤而为陆二百五十余里，视故道高三丈
有奇，河分流弱，离为十一，河南、山东、徐、邳皆苦之。四十四年秋七月，河尽北徙，决沛之飞云桥，横截逆流，东行俞漕，入昭阳湖，泛滥而东，平地水丈余，散漫徐促沙河至二洪，
浩渺无际，而河变极矣。初，漕渠左视昭湖，其地沮洳，去河不数十里，识者危之。嘉靖初，盛应期督漕，议凿渠湖左以避河患，朝廷从之。鸠工未半，为异议所阻，至是漕湮，以吏部侍郎朱衡出督浚凿。衡与佥都御史潘季驯寻应期所开故道，以为运道之利，无逾于此，疏请凿之，开新河，自南阳达留城百四十一里，浚旧河自留城达境五十三里，役丁夫九万余，八阅月而成，而水始南趋秦沟。
穆宗隆庆元年春正月，开广秦沟以通运道。先是，河决沛县，议者请复故道，乃议新集、郭贯楼诸处上源。尚书朱衡言：“古之治河，惟欲避害，今之治河，兼欲资利，河流出境山之北，则闸河淤；出徐州之南，则二洪涸。惟出自境山至徐州小浮桥四十余里间，乃两利而无害。自黄河横流，碣山、郭贯楼支河皆已淤塞，改从华山，分为南北二支，南出秦沟，正在境山以南五里许，此诚运河之利也。惟北出沛，西及飞云桥，逆上鱼台，为患甚大。陛下不忍沛、鱼之民横罹昏垫，欲开故道，臣考之地形，参之舆论，其不可者有五：自新集至两河口，背平原高阜，无尺寸故道可因，郭贯楼至龙沟一带，颇有河形，又系新淤，无可驻足，其不可一也。河流由新集，则商、虞、夏邑受之，由郭贯楼，则萧、砀受之，今改复故道，则鱼、沛之祸复移萧、砀，其不可二也。黄河西注华山，势若建瓴，欲从中凿渠，挽水南向，必当筑坝，为力甚难，其不可三也。旷日持久，役夫三十万，骚动三省，其不可四也。工费数百万，司农告匮，其不可五也。臣以为上源之议可罢，惟广开秦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