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精美的《四库全书》写本与其装帧，以及「武英殿聚珍版书」印本，也都显示了十八世纪我国古代图书印制出版事业的生产水平和高超技艺。
《四库全书》的纂修，经历了一个相当繁复的过程。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正月乾隆帝谕令各地征集遗书开始，于翌年二月设立四库全书馆，直至乾隆四十六年（一七八一）十二月第一份《全书》缮竣，贮于紫禁城文渊阁，历时十年。其后，第二、三、四份《全书》相继于乾隆四十七、八、九年缮竣，分贮于盛京文溯阁、圆明园文源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以上是为北四阁《全书》。
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七月，乾隆帝又谕令续缮《全书》三份，分贮于扬州大观堂文汇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杭州圣因寺文澜阁，迨乾隆五十二年（一七八七）告竣，历时七年。以上是为南三阁《全书》。在各份《全书》完竣之后，根据乾隆帝的谕旨又进行了全面覆校、审阅，其间迭有「添改抽挖」。至于各份《全书》缮竣后的空函书籍，在乾隆帝的督催下，虽然一直在赶办之中，然终乾隆帝去世，仍未完成。如文渊阁之空函书籍，直至嘉庆八年（一八○三）十二月方告蒇事，而于翌年二月归架。
在纂修《四库全书》期间，乾隆帝先后任命过总裁以下的编校人员约四百名，集中了当时的大批名流学者，如纪昀、陆锡熊、戴震、邵晋涵、程晋芳、朱筠、翁方纲、姚鼐、王念孙等，为《四库全书》的问世作出了极大贡献。同时，《四库全书》卷帙浩繁，每一份《全书》就有三万六千余册之多，需要抄成七份（不包括翰林院所存底本），仅前后参与抄缮的人员就几近四千人。
我国古代的图书典籍，几经战乱和社会动荡之后，损坏散佚严重，清政府集中大量人力物力搜集全国图书，辑录已佚典籍，纂成《四库全书》，确是我国古代图书编纂史、学术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四库全书》在乾隆年闻编纂问世，不是偶然的。清王朝入关之后，经过一百余年的恢复和发展，迨乾隆中期，社会经济呈现繁荣，国家政权比较巩固，政治局势相对稳定，为《四库全书》的纂修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和充裕的物质条件。同时，清初的几代君主，为了维持和巩固对全国的统治，都十分重视学习并利用汉族的传统文化，以笼络汉族知识分子和地方绅衿，加强对全国人民的思想控制。
一方面，竭力标榜「稽古右文，崇儒兴学」，在实行科举取士、提倡尊孔读经的同时，大举编纂、注释经书古籍，除出版了一批所谓「御注」、「御纂」或「钦定」的图书外，还编纂了我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类书——《古今图书集成》，积累了丰富的整理、注释，编纂古籍的经验。另一方面，又强力推行文化专制政策，大兴「文字之狱」，深文周纳，罗织罪状，以消弭人民中的反清思想。
乾隆帝继承乃祖乃父的文化政策，对《四库全书》的修纂倾注了极大的热情和精力，从采访遗籍，开馆修书，到编纂体例、收书标准的确定，乃至《全书》缮竣后的审阅定稿，无不亲与筹划，最后裁定。诚如《钦定四库全书凡例》所言：「是书卷帙浩博，为亘古所无。然每进一编，必经亲览，宏纲巨目，悉秉天裁。」
乾隆帝曾经宜称：「前经降旨博访遗编，汇为《四库全书》，用昭石渠美备，并以嘉惠艺林。……所有进到各书，并交总裁等同《永乐大典》内现有各种详加核勘，分别刊钞。择其中罕见之书，有益于世道人心者，寿之梨枣，以广流传，余则选派誊录，汇缮成编，陈之册府。其中有俚浅讹谬者，止存书名，汇为总目，以彰右文之盛。此采择《四库全书》本旨也。」（见本书第七四件）显然，通过对所进书籍进行筛选和「净化」，用「钦定」的《四库全书》模板作为思想武器，正人心而厚风俗，维系封建统洽秩序，固是乾隆帝纂修《四库全书》的本旨之一。
但还有另一个目的，即「寓禁于征」，以采访遗籍、开馆修书为名，对全国书籍进行一次彻底清查，把所谓「悖逆」、「违碍」书籍，或全部销毁，或部分「删改抽撤」。在此期间，文字狱也空前增多，大大超过了康、雍两朝。因此，在肯定清政府纂修《四库全书》，使历史上的大量古籍得以保存的同时，对其实行的「寓禁于征」，大规模禁毁、删改古籍的劣行，及其在学术界造成的消极影响，也是不能低估的。
《四库全书》是一部大型官修书，其纂修经过，私家绝少记载。迨本世纪三十年代，北平图书馆出版了陈垣先生所辑《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一书，对此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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