颇有指望贵国将中华难行各节，办理交涉事件，如何主见，详属使臣，以便伊至各国代为达明。所谓交涉事件，外交在其中，内治亦附其中；虽各国皆不欲干预贵国自主之权及保全地界之事，而因各洋商生业系交涉事件，各国不能不问贵国如何设法，使各省将条约文义一同遵守。两国条约，大意原系保全通商，永敦和好而定。条约所载洋商祗得完纳所定税饷，即可将货物随意往来、或置、或售；如简派之官员于洋商所办货物过境之时，任意勒征税饷、设禁留难、令人包揽，何为保全贸易？定此条约，复有何益！各国与贵国交好，交办事件较从前未经和约之先情形不同，实须有权变改正之处，方与时事相符；此中外所当同酌者。欲使中外交涉和好永敦，且使中华物产极为兴盛并防内外之危，必须设立新法，整顿旧基。此事如何开办？留难阻滞等节如何使其消除？当动办之时，有危险出于难料者；如何防备，尤当细为酌量。此事开创之难，以及文武各政非但寻求外国助以人力、并且助以法术；贵国应否用外国相助？实论中华如何用此，乃不失自主之权，不致外国有所干预指定，当为不当为之事，国家自有利益，不致外国自谋他益。如中华不能自为主定，则此事不能管辖，所办者俱系新事；譬如行生僻之路，即行走迟缓，心无定主，亦无足怪。中外同居协力共为一事，而心思天然不和，似乎相敌；必须时常同事，方能心神相投。欲行开办各节似须先为探试，意以为好而或有错误，亦无足异；贵国必当探明是路，方可进行。类如制造铁道、飞线以及开矿用外国法术器具、才艺洋人共为襄助，于国政大体、民生兴盛，均有利益。比如米蔫，其种虽自外来，而本地种殖兴旺。办理此事，最要者开创之权归于中国，自应防备外国挟制；指定何时必须用何人之事，不致因用外国人财致生外国争斗干预召衅之虞。此次所派使臣，即可将所虑窒碍之情代为陈明；中华因有此等窒碍情事，不能不稍为迟缓，碍难遽将外国法术、人财用于中华。如蒲大臣前赴外国，能将此等开创危险之处妥为防备；非但于中国有益，并于有约各国交涉事件均有利益。如中国能自主，向无论何国寻求法术器具以及船只、火器、人财等事，外国万不搀越；数十年之间，力量之足与物产之盛均可积长高大。若非外国帮助，即数百余年亦不能有此景象。查俄国现在东、西两京力量莫比其大，物产莫比其富，其与中华毗连之地自东至西约一万里，为何如此强盛？皆由用外国法术、器具、人财帮助之故。溯查中华康熙三十七年间，彼时俄国之君立意欲往外国观看形势，当即派委大臣一员前赴各国，俄君私自随往；凡外国制度、器具之最精者，俄君无不自为留心。迨回国后，招集各国智能之人共相帮助，将文武政事一齐治化妥协：开设船坞、制造最精之船；又开设制物厂，造作精良器具以及各种矿窑。又设学馆数处，延请各国之人拣选俄民，习其学问、文字、言语；俄国之人将各国至佳之才艺均为习熟，代其君主出力，将文武政事一律修治妥协，以致俄国财用极富、物产极盛。彼时俄国民情稍生，以后日益增长；迄今一百余年，力量之大、财产之多，天下皆不能踰。现时俄国大员虽多系俄国之人，而外国人助其行政者亦复不少；遇有人才亏欠之处，仍须用各国智能诚廉之员，代为补其不足。所用外国人才，英、法、美、布各等国全凭俄君作主，随意择用；且业已借用外国人才，各处安设铁路、飞线甚长。其用外国人财，于俄国政体威柄毫无妨碍；并于其自主之权，毫无危险。无论何国俱未敢代为作主，指定应照何章、应用何国人若干。至于贵国，既不必虑有外国干预之危险，何妨依照俄国而行，亦得如彼之利益。复查中华康熙年间，延请各外国才能之人求其助理各事，待之亦甚从优；以后如照康熙时延请外国诸人，至今想其景象，力量、财用以及军务并各政事必可与俄国相类，亦毋庸恃外国相助。惜未能照办！现今实难再行延缓，置之不顾。如欲照此将所有不善之情尽行修治妥善，中华必当自有本力，始可使外国尊重；须财源茂盛，得资保全地界，防备中外各敌始为有力。欲备敌人且须善理军政，非延请诚笃洋人帮助不可。延请之后，必当从优相待、以礼尊崇，以便军民等听其使令。如何定一至善之法照此办理，是在贵国秉政者自行酌定；或听所交之友，从和会同酌量，亦似有益。至防备干预、搀越之事，现有使臣在有约各国较为稳妥、蒲大臣明晰政体，自能将万国交涉公法所定自主其国无疑之权，代为陈明；凡交涉事件有不合之处，亦可将来往文发交各国阅明理之所在。从前各国之间，中华势极尊崇；惟现在泰西诸国一年较一年相近，其交亦一年较一年更亲，非当时疏阔之势可比。惟泰西诸国三百年以来财力日益增大，中华欲仍得从前尊崇之势，必须从重出力。泰西国与美国现今去中华最近，若以行走时日而论，较西藏、新疆及蒙古等处犹为近便。此节极为紧要，于中华政务大有关系。去外国极近，乃从前未有之事。以前政体必须速为改正，始合现时形势。至强之国在侧，仍系从古圣贤所未意料之事；是以未留遗言，令后人遵办。惟中华最重之书，内有孔子所云『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现在中国治政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