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全淮正流之口，置不为理，复将从旁入黄之福口，一并筑堤塞之，遂倒流而为陵、泗患矣。前岁勘科张贞观始议辟门限抄，裁张福堤，其所重又在支河腰铺之开。总之全口淤沙，未尽挑辟，即腰铺功成，淮水未能出也。况目今下流鲍、王诸口已决，难以施功，岂若复黄河故道，尽辟清口淤沙之为要乎？至欲于上流施功，则不如科臣吴应明疏中所引，就草湾下流，浚诸决口，俾由安东归伍港，是一策也。不则，原议周家桥量为疏通，亦为一策。若乃急将黄堌、戎家等见决水口，早为堤防，又于萧、砀等弥漫处，挑成渠道，又于符离集一带河身浅阻处，量为疏利。
至宿迁县西旧有小河一道，为睢水入黄正路，急宜挑辟，使有所归。”大意唯以复淮故道，辟门限沙为主，而腰铺之开，海口之浚，在所缓者。已而，总河舒应龙报称：“张福堤已决百余丈，辟口挑沙，见在行功，至腰铺之开，尤不可废。”事下工部。侍郎沈思孝因奏言：“臣顷道出淮口，询问父老，皆谓黄高势猛，淮弱倒灌。抒此患者，惟有复老黄河于上，以夺其势；辟清口沙于下，以通其流。
因询听谓老黄河，则自桃源县三义镇起，至叶家冲，仅八千余丈，河形尚存，工费似易，一意开浚，河势必分为二：一从故道抵颜家河入海，一从清口会淮，患必为弭矣。第甲乙未定，既奉有差官踏看之旨，请着得力工科一人，会同总河、总漕与各御史从长计议，务期佥谋划一，永有利赖可也。”上诏：“着得力科臣一员，去会同地方官计议。其工易举者，作速随宜疏泄，以安陵寝。若事干重大，垂永利者，仍确议奏报，不得仍前怠玩，以取罪戾。”
五月庚子，御史高举疏称：“黄河为患，自古记之，未闻淮水之为患也。淮之患，起于高堰之筑张福之堤。臣往岁只役江北，曾议疏周家桥以杀淮，裁张福堤，辟门限沙以泄淮。至高堰东捍高、宝、淮、扬，未可尽去。惟当于周家桥大涧口、小涧口、武家墩、绿杨沟及前所挑惠通河诸处，详择要地，建滚水石坝。各于坝外浚河筑岸，使行地中，由白马、氾光等湖会入邵伯。水入邵伯，虑害高、宝，闻河塘埂旧建十二闸，闸外疏成十二河，皆泄湖水而拄之海者，宜改前闸为坝，辟入海之途。
又湾头而下，旧有芒稻河，扬州而南，旧有瓜仪闸，皆泄湖水而注之江者。宜将芒稻河大加疏掘，滨江处多建水闸，以广入江之途。然而海口日壅，则河泥日积，河身日高，欲二渎安流不得也。顾海口沆漭，不能为力。有灌口者，视诸口颇大。而近日所决蒋家、鲍家、吴家三口，直射此口。若挑浚成河，俾径由灌口入海，似为上策。有谓自三义口、骆家营，修复老黄河故道，又是一策。然而有治人，无治法，委任责成，则惟天语敕厉耳。”已而，南京工部主事樊兆程上言：“欲导淮，先疏黄，欲疏黄，先辟海口。
然而旧海口决不可浚，当自鲍家营至五港口挑浚成河，令从灌口入海。”俱下工部议。部臣沈思孝复言：“御史巡历其地，见闻既真，议论皆凿凿可行。至治人责成之说，尤探本之论。今科臣奉命往勘，宜将此疏及兆程五口入海之奏，并行勘议，以图永利。”诏行勘河科臣并总理河、漕及各御史将各疏条议，与疏中未尽事宜，一一商榷具奏。
六月癸卯，总理河道、工部尚书杨一魁，以御史秦懋义论其力薄不堪艰巨，乃上疏乞罢。且言清口宜浚，黄河故道宜复，高堰不必修，石堤不必砌，减水闸坝不必用。乞查臣先后奏议并行司道文移，苟有可采，勿因臣去而废其言。诏以尽心任事，不允辞。己酉，巡视南京营务兼管巡仓御史段尚绣陈仓储八事：“一曰酌雇役，每月令军余出钱少许，募工以恤其困；一曰议协管，每仓及时修理，不必拘会估以误其期；一曰稽时用，量其不堪贮米者先修，以别缓急；
一曰核成数，预查一应贮廒数若干，以定岁修；一曰速开报，从小损者亟修葺，以省工役；一曰慎委官，专责廉能，以计成功；一曰审制度，务修筑高厚如法，以图永久；一曰重考成，必查任内修理劳绩，以责实效。”先行南京户、工二部酌议。至是．工部复请，诏悉报可。壬子，御史夏子臣疏请决高堰。其略曰：“高堰者，即台臣高举所云大涧口，淮水所由以直趋东注之处也。筑之自旧河臣潘季驯始。臣常读其治河之疏矣，谓海口无可浚之理，惟当导河以归之海。
河又非可以人力导也，欲顺其性，先惧其溢，惟常缮治堤防，俾无傍溢，此其大指也。毋论悔口终塞，无岁不有导黄之役，即淮水之旧，自西而东，稍折而北，由清口会黄入海，此故道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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