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射手百名，以资逻警。弘治十四年，按臣陆称始裁三分之一，而寨兵益寥寥矣。夫以四十五司、四千五百之射手棋布于寨与游之间，悬军插羽，声势俱猛。今寨既鞠为茂草，巡司官无专职，延挨年日；三、二弓兵勾摄他事，以为生涯：饩廪之意，已无存矣。为今之计，莫若以本寨原饷，仍募土民以充射手之数；专令教师肄习弓矢之外，不许妄行勾摄，恣为侵渔。卒然遇警，贼少则率此以应贼，多则纠合各寨将所辖一方之水陆等兵共堵击焉。抚、按巡临，则令其与衙所军兵严行较艺，以为巡司之劝惩。
如此则官无虚设、兵皆实用，无地无杀贼之人矣。戚继光之平倭也，鸡鸣蓐食，歼厥无遗；故至今倭犹惕息其余威，以「犯华不利」为戒。今贼且生生不已矣，犹可留「抚」之一字以为海上之传灯乎？自贼饱而阳以抚愚我，我将饱而阴以抚酬贼；于是旗鼓虽设、壁垒虽严，而贼之去来动静，未有不先通于将者。兵乘贼至，则引下风以避之；贼去，则尾其后以送之。抽矢扣轮，以发虚声；遮袭商艇，以当捕击：海波尚得有晏时乎？惟晓然示以渠魁法在必歼，以断行间之观望，则将无利于贼金粟。
马羊之膻去，而后陷阵死绥之志坚矣』。
给事中傅元初论开洋禁疏：『臣窃见中国之财，天产地毛，悉以供西北边之用，出不复返；兼今军需孔棘，徒求之田亩，加派编户，此亦计之无如何也。然利害有宜剖晰、时势有宜变通，有闭之乃酿隐祸而开之足杜奸萌者，则如闽中洋禁，曾奉明旨。然臣，闽人也；谨查先臣何乔远曾有疏议，谨详其概，则又有未始不可实行者。臣请得按论之。万历年间，开洋市于漳州府海澄县之月港，一年得税二万有余两，以充闽中兵饷。至于末年，海上久安，武备废弛；
遂致盗贼劫掠，兼以红毛番时来倡夺船货。官府以闻，朝廷遂绝开洋之税。然语云：海者，闽人之田。海滨民众生理无路，兼以饥馑荐臻，穷民往往入海从盗，啸聚亡命。海禁一严，无所得食，则转掠海滨；海滨男妇束手受刃，子女、银物尽为所有，为害尤酷。近虽郑芝龙就抚之后屡立战功、保护地方，海上颇见宁静；而历稽往事，自王直作乱以至于今，海上故不能一日无盗，特有甚、不甚耳。海滨之民，惟利是视，走死地如骛；往往至岛外瓯脱之地曰台湾者与红毛番为市。
红毛业据之以为窟穴，自台湾两日夜可至漳、泉内港。而吕宋佛郎机之夷见我禁海，亦时时私至鸡笼、淡水之地与奸民阑出者市货。其地一日可至台湾，官府即知之而不能禁，禁之而不能绝，徒使沿海将领、奸民坐享洋利；有禁洋之名，未能尽禁洋之实：此皆臣乡之大可忧者。即当事者谭海上事，亦未能详悉以生利弥害之计告于我皇上；臣知而不言，谊所不敢出也。盖海外之夷，有大西洋、有东洋。大西洋，则暹罗、柬埔诸国；道其国产苏木、胡椒、犀角、象牙诸货物，是皆中国所需。
而东洋则吕宋，其夷佛郎机也；其国有银山，夷人铸作银钱独盛。中国人若往贩大西洋，则以其产物相抵；若贩吕宋，则单得其银钱。是两夷者，皆好中国绫缎、杂缯；其土不蚕；惟藉中国之丝到彼能织精好缎疋，服之以为华好。是以中国湖丝百斤，值银百两；若至彼，得价二倍。而江西磁器、福建糖品、果品诸物，皆所嗜好。佛郎机之夷，则我人百工技艺有挟一技以往者，虽徒手无不得食、民争趋之。永乐间，先后招徕东、西二洋入贡之夷，恭谨信顺；
与北虏狡悍不同。至若红毛番一种，其夷名加留巴；与佛郎机争利，不相得。曩虽经抚臣大创，初未尝我怨，一心通市，据在台湾；自明禁绝之，而利乃尽归于奸民矣。夫利归于奸民，而使公家岁失二万余金之饷，犹可言也。利归于奸民，而使沿海将领、不肖有司因以为奇货，掩耳盗铃，利权在下；将来且有不可言者。窃谓洋税不开，则有此害。若洋税一开，除军器、硫磺、焰硝违禁之物不许贩卖外，听闽人以其土物往；他如淅直丝客、江南陶人各趋之者，当莫可胜计，即可复万历初年二万余金之饷以饷兵；
或有云可至五、六万，而即可省原额之兵饷以解部助边：一利也。沿海贫民多资以为生计，不至饥寒困穷，聚而为盗：二利也。沿海将领等官不得因缘为奸利，而接济勾引之祸可杜：三利也。倘以此言可采，则今日开洋之议，洋税给引或仍于海澄县之月港、或开于同安县之中左所，出有定引、归有定澳，不许窜匿他泊。即使漳、泉两府海防官监督稽查而该道为之考核，岁报其饷于抚臣；有出二万余之外者，具册报部，以凭支用。臣乡弁郑芝龙屡立奇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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