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类聚卷九九引同。
〔二０六〕“盖地数顷”，此上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引有“行列”二字。〔二０七〕“商贾重宝”，此句至“道无拾遗”诸句原无，聚珍本有，文选卷四九干宝晋纪总论李善注亦引，今据增补。此句上李善注引又有“建武十七年”五字。〔二０八〕“单车露宿”，书钞卷一五引此一句。〔二０九〕“十九年”，此句至“其上尊号曰中宗”诸句原无，聚珍本有，惟“光武”二字作“帝”。御览卷八九引亦有此段文字，仅无“十九年”三字。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十九年春正月庚子，追尊孝宣皇帝曰中宗。
”〔二一０〕“一岁”，类聚卷三九引作“一年”。〔二一一〕“陛下识知寺舍”，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云：“风俗通曰：‘寺，司也。诸官府所止皆曰寺。’光武尝从皇考至南顿，故识知官府舍宇。”〔二一二〕“眴”，原误作“□”，聚珍本作“眩”，御览卷七四一引亦作“眩”，按“眴”与“眩”，二字通。〔二一三〕“广室”，御览卷七四一引作“庙室”。按当作“广室”。范晔后汉书阴兴传李贤注云：“洛阳南宫有云台广德殿。”通鉴卷四三胡三省注云：“余谓广室者，寝殿也。
据晋书元帝纪有司奏太极殿广室施绛帐，帝令夏施青练帷，冬施青布，则广室之为寝殿明矣。”
〔二一四〕“甘露降四十五日”，此句原无，聚珍本有，今据增补。按御览卷一二引云：“光武帝时，甘露降四十五里。”又卷八七二引云：“光武时，甘露降四十五日。”合璧事类卷一九引同。所引皆未明言具体年代，范晔后汉书、后汉记、通鉴诸书亦未载降甘露事，聚珍本系于建武二十年，不知何据。
〔二一五〕“二十五年”，此下三句原无，聚珍本有，类聚卷九五亦引，今据增补。御览卷九一二引作“建武二十五年，乌桓诣阙朝贺，献貂皮”。〔二一六〕“乃自益其俸”，此句聚珍本作“今益其俸”，王先谦后汉书光武帝纪集解引作“□今益其奉”。〔二一七〕“初作寿陵”，此句至“乃令陶人作瓦器”一段文字原引作“四月，始营陵地于临平亭南。诏曰：‘无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迭兴之后，亦无丘垄，使合古法。今日月已逝，当豫自作。
臣子奉承，不得有加。’乃令陶人作瓦器”。而御览卷五五七引云：“二十六年春正月，初作寿陵，将作大匠宝融上言：‘园陵广袤，无虑所用。’帝曰：‘古帝王之葬，皆陶人瓦器，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太宗识终始之义，景帝能遵孝道，遭天下反覆，而独完其福，岂不美哉！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无为陵地，裁令流水而已。’”卷九０又引云：“临平望平阴，河水洋洋，舟船泛泛，善矣夫！周公、孔子犹不得存，安得松、乔与之而共游乎！
文帝晓终始之义，景帝所谓孝子也，故遭反覆，霸陵独完，非成法耶？”今综合各处所引增订。聚珍本所辑重复窜乱。“寿陵”，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云：“初作陵未有名，故号寿陵，盖取久长之义也。汉自文帝以后皆预作陵，今循旧制也。”
〔二一八〕“松、乔”，赤松子、王子乔，皆仙人。 〔二一九〕“陂池”，刊谬正俗卷五云：“陂池，东观汉记述光武初作寿陵，云‘今所制地，不过二三顷，为山陵陂池，裁令流水而已’。按陂池读如吊二世赋‘登陂陀之长阪’。凡陂陀者，犹言靡陀耳。光武言不须如前世诸帝高作山陵，但令小隆起陂陀然，裁得流泄水潦，不垫坏耳。今之读者谓为陂池，令得流水，此读非也。”
〔二二０〕“迭兴”，通鉴卷四四胡三省注云：“谓易姓而王者。”〔二二一〕“上常自细书”，此为建武二十六年事。此句上原有“临平望平阴”至“霸陵独完，非成法耶”一段文字，详见注〔二一七〕。为避免与上文重出，今删去。〔二二二〕“夜讲经”，书钞卷一二仅引此三字。〔二二三〕“时城郭丘墟，扫地更为，上悔前徙之”，此三句原无，聚珍本有，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二十六年李贤注亦引，今据增补。聚珍本注云：“范书帝纪，建武十五年，徙雁门、代郡、上谷三郡民置常山、居庸以东。
二十年，省五原郡，徙其吏人置河东。二十五年，南单于奉蕃称臣。二十六年，遣中郎将段郴授南单于玺绶，令入居云中。于是云中、五原、朔方、北地、定襄、雁门、上谷、代八郡民归于本土。遣谒者分将弛刑补理城郭。所谓扫地更为者此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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