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无，今据删。〔一六九〕“其余以俟中使者出报”，此句聚珍本作“其余禺中使者出报”，字有脱误，当以御览卷九０所引为正。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作“其余遇中使者出报”，亦有讹脱。〔一七０〕“所见”，聚珍本脱，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脱。〔一七一〕“诏诰天下令薄葬”，“诏”字下原衍“有”字，聚珍本无，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亦无，今据删。〔一七二〕“八年闰月”，此年闰四月。〔一七三〕“五郡”，原误作“五部”，聚珍本不误，今据改。
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建武八年“闰月，帝自征嚣，河西大将军窦融率五郡太守与车驾会高平”。李贤注：“五郡谓陇西、金城、天水、酒泉、张掖。”后汉纪卷六云：建武闰四月，“窦融与五郡太守将步骑数万、辎重五千两与上会第一”。第一属高平县。
〔一七四〕“入”，聚珍本同，注云：“太平御览作‘西’。”聚珍本辑者所用御览与影宋本御览字异。 〔一七五〕“出城餐糗糒”，“餐”字下原衍“粮”字，聚珍本无，今据删。范晔后汉书隗嚣传云：建武“九年春，嚣病且饿，出城餐糗糒，恚愤而死”。李贤注云：“郑康成注周礼曰：‘糗，熬大豆与米也。’说文曰：‘糒，干饭也。’”
〔一七六〕“腹胀死”，此下聚珍本有以下一段文字：“十一年，幸章陵，修园庙旧宅田里舍。”注云：“文选李善注作‘过章陵，祠园庙’。”按范晔后汉书光武帝纪云：“十一年……三月己酉，幸南阳；还，幸章陵，祠园陵。”后汉纪卷六云：“十一年春三月己酉，上幸南阳，过章陵，祠园庙。”通鉴卷四二云：“十一年春三月己酉，帝幸南阳，还幸章陵，庚午，车驾还宫。”皆不言修园庙旧宅田里舍。初学记卷二四引东观汉记云：“建武十七年，幸章陵，修园庙旧宅田里舍。
”显然，聚珍本所辑是据初学记，把十七年事误系于十一年。范书光武帝纪十七年载：冬十月“甲申，幸章陵，修园庙，祠旧宅，观田庐，置酒作乐，赏赐。……。乃悉为舂陵宗室起祠堂。……。十二月，至自章陵”。事又见通鉴卷四三。初学记所引与范书、通鉴完全相合。又光武帝在建武十一年幸章陵，来去匆匆，未能久停，不可能修园庙旧宅。而十七年幸章陵，停留两月之久，故有时间修园庙旧宅。聚珍本编次失误，可以肯定无疑。又按文选卷四张衡南都赋李善注引东观汉记云：“建武中，更名舂陵为章陵，光武过章陵，祠园庙。
”此所引乃东观汉记光武帝纪建武三年文，已见前。聚珍本在此引李善注所引为注，舛乱失次。
〔一七七〕“入犍为界”，聚珍本注云：“范书帝纪，吴汉伐公孙述，出师实在十一年十二月。下‘入犍为界’云云，乃在次年正月，方是十二年事，此盖通始事言之。”〔一七八〕“诏书告汉直拥兵到成都”，此“成都”乃“广都”之误。后汉纪卷六云：“汉入犍为界，诸县多城守。诏令汉直到广都，据其心腹，诸城自下。汉意难之。既进兵广都，诸城皆降。”可为确证。〔一七九〕“独言朝廷以为我缚贼手足矣”，此句文义不明，必有脱文。〔一八０〕“遣轻骑至成都，烧市桥”，此为拔广都后事，上文叙事未完。
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云：“入犍为界，诸县皆城守。汉乃进军攻广都，拔之。遣轻骑烧成都市桥，武阳以东诸小城皆降。”〔一八一〕“成都十万人，不可轻也”，原无下句。此二句聚珍本作“成都十万余众，不可轻也”，今据补下句。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云：“帝戒汉曰：‘成都十余万众，不可轻也。’”〔一八二〕“且”，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作“但”。〔一八三〕“移徙辄自坚”，此叙事未完。据范晔后汉书吴汉传、后汉纪卷六所载，此下有吴汉违诏兵败事，被引书者删去。
〔一八四〕“下诏让吴汉副将刘禹曰”，此句文选卷五二魏文帝典论李善注引作“上诏让汉曰”。后汉记卷六作“诏让吴汉、刘尚曰”。按范晔后汉书吴汉传云：汉“副将武威将军刘尚”。李贤注云：“东观记、续汉书‘尚’字作‘禹’。”
〔一八五〕“婴”，文选卷五二魏文帝典论李善注作“孩”，与范晔后汉书公孙述传同。 〔一八六〕“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此二句原无，聚珍本有，文选卷五二魏文帝典论李善注、王应麟急就篇补注卷三亦引，今据增补。“家有弊帚，享之千金”，为民间习语，言人各自以其所有为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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