则唯希意迎合，曲从如流者，亲而礼之；或所见小异微言新令之不便者，介甫辄艴然加怒，或诟詈以辱之，或言於上而逐之，不待其辞之毕也。明主宽容如此，而介甫拒谏乃尔，无乃不足於恕乎！昔王子雍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介甫不幸亦近是乎！此光所谓自信太厚者也。光昔者从介甫游，介甫於诸书无不观，而特好孟子与老子之言。今得君得位而行其道，是宜先其所美，必不先其所不美也。孟子曰：“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又曰：“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恶，在其为民父母也。”今介甫为政，首建制置条例司，大讲财利之事，又命薛向行均输法於江、淮，欲尽夺商贾之利，又分遣使者散青苗钱於天下而收其息，使人愁痛，父子不相见，兄弟妻子离散，此岂孟子之志乎？老子曰：“天下神器，不可为也，为者败之，执者失之。”又曰：“我无为而民自化，我静而民自正；我无事而民自富，我无欲而民自朴。”又曰：“治大国若烹小鲜。”今介甫为政，尽变祖宗旧法，先者后之，上者下之，右者左之，成者毁之，矻矻焉穷日力继之以夜而不得息。使上自朝廷下及田野，内起京师外周四海，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此岂老氏之志乎！何介甫总角读书，白头秉政，乃尽弃其所学而从今世浅丈夫之谋乎？古者国有大事，谋及卿士，谋及庶人。成王戒君陈曰：“有废有兴，出入自尔师虞，庶言同则绎。”《诗》云：“先民有言，询於刍荛。”孔子曰：“上酌民言，则下天上施。”上不酌民。圣恩过听，欲使之副贰枢府。光窃惟居位者不可以无功，受大恩者不可以不报。故敢申明去岁之论，进当今之急务，乞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及追还诸路提举常平、广惠仓使者。主上以介甫为心未肯俯从。光窃念主上亲重介甫，中外群臣无能及者，动静取舍，唯介甫之为信。介甫曰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泽；曰不可罢，则天下之人咸被其害。方今生民之忧乐，国家之安危，唯系介甫之一言，介甫何忍必遂己意而不恤乎？夫人谁无过，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何损於明！介甫诚能进一言於主上，请罢条例司，追还常平使者，则国家太平之业皆复其旧，而介甫改过从善之美愈光大於目前矣！於介甫何所亏丧，而固不移哉？光今所言正逆介甫之意，明知其不合也，然光与介甫趣向虽殊，大归则同。介甫方欲得位以行其道，泽天下之民；光方欲辞位以行其志，救天下之民，此所谓和而不同者也。故敢一陈其志，以自达於介甫，以终益友之义，其舍之取之，则在介甫矣。《诗》曰：“周爰咨谋。”介甫得光书，傥未赐弃掷，幸与诚信之士谋其可否，若示谄谀之人，必不肯以光言为然也。彼谄谀之人，欲依附介甫，因缘改法，以为进身之资。一旦罢局，譬如鱼之失水，此所以挽引介甫，使不得由直道行者也。介甫奈何徇此曹之所欲而不思国家之大计哉？孔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彼忠信之士，於介甫当路之时，或龃龉可憎，及失势之后，必徐得其力；谄谀之士，於介甫当路之时，诚有顺适之快，一旦失势，必有卖介甫以自售者矣。介甫将何择焉？国武子好尽言以招人之过，卒不得其死。光常自病似之而不能改也。虽然，施於善人，亦何忧之有？用是故敢妄发而不疑也。属以辞避恩命，未得请；且病膝疮不可出，不获亲侍言於左右，而布陈以书，悚惧尤深。介甫其受而听之，与罪而绝之，或诟詈而辱之，与言於上而逐之，无不可者。光俟命而已。又三月三日《与王介甫第二书》云：光以荷眷之久诚，不忍视天下之议论汹汹，是敢献荩言於左右，意谓纵未弃绝，其取诟辱必矣，不谓介甫乃赐之诲笔，存慰温厚。虽未肯信用其言，亦不辱而绝之，足见君子宽大之德，过人远甚也。光虽未甚晓孟子，至於义利之说殊为明白。介甫或更有他解，亦恐似用心太过也。《传》曰：“作法於凉，其弊犹贪；作法於贪，弊将若何？”今四方丰稔，县官散钱与之，安有父子不相见、兄弟离散之事？光所言者，乃在数年之后常平法既坏，内藏库又空，百姓家家於常赋之外更增息钱役钱。又言利者，见前人以聚敛得好官，后来者必竞生新意，以朘民之膏脂，日甚一日，民产既竭，小值水旱，则光所言者，介甫且亲见之，知其不为过论也。当是之时，愿毋罪岁而已。感发而言，重有喋喋，负罪益深。又《与王介甫第三书》云：光皇恐再拜，重辱示谕，益知不见弃外，收而教之，不胜感悚，不胜感悚。夫议法度以授有司，此诚执政事也。然当举其大而略其细，存其善而革其弊，不当无大无小，尽变旧法，以为新奇也。且人存则政举，介甫诚能择良有司而任之，弊法自去。苟有司非其人，虽日授以善法，终无益也。介甫所谓先王之政者，岂非泉府赊贷之事乎？窃观其意，似与今日散青苗之意弃也。且先王之善政多矣，顾以此独为先务乎？今之散青苗钱者，无问民之贫富，愿与不愿，强抑与之，岁收其什四之息，谓之不征利，光不信也。至於挌邪说，难壬人，果能如是，乃国家生民之福也。但恐介甫之座日相与变法而讲利者，邪说、壬人为不少矣，彼颂德赞功，希意迎合者皆是也，介甫偶未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