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有以名取人厌伏众论之美，亦有贿赂公行权要请讬之害，卒使恩去王室，懽归私门，降及中叶，结为朋党之论。通榜取人，又岂足尚哉！诸科取人，多出三路：能文者既已变而为进士，晓义又皆去以为明经，其馀皆朴鲁不化者也。至於人才，则有定分，施之有政，能否自彰。今进士日夜治经传子史，贯穿驰骛，可谓博矣。至於临政，曷尝用其一二！顾视旧学，已为虚器，而欲使此等分别注疏，粗论大义，而望其才能增长，亦已疏矣。臣故曰，此数者皆知其一不知其二也。特愿陛下留其远者大者，必欲登俊良，黜庸回，总览众材，经略世务，则在陛下与二三大臣，下至诸路职司与良二千石，区区之法，何预焉！然臣窃有私忧过计者，敢不以告。昔王衍好《老》、《庄》，天下皆师之，风俗陵夷，以至南渡；王搢好佛，荙人事而修异教，大惓之政，至今为笑。故孔子罕言命以为知者少也。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夫性命之说，子贡不得而闻，而今之学者，耻不言性命，此可信哉！今士大夫以佛、老为圣人，鬻书於市者，非《庄》、《老子》之书不售也。读其文，浩然无当而不可穷，观其貌，超然无著而不可挹，岂此真能然哉？盖中人之性，安於放而乐於诞耳。使天下之士能如庄周，齐死生，一毁誉，轻富贵，安贫贱，则人主之名器爵禄，所以励世摩钝者废矣，陛下亦安用之？而况其实不能而窃取其言以欺世者哉！臣愿陛下明敕有司，试之以法言，取之以实学，博通经术者，虽朴不废，稍涉浮诞者，虽工必黜，则风俗稍厚，学术近正，庶几得忠实之士，不至蹈衰世之风，则天下幸甚。） 上得轼议喜曰：“吾固疑此，得轼议释然矣。”即日召见，问：“何以助朕？”轼对曰：“陛下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愿陛下安静，以待物之来，然后应之。”上悚然听受，曰：“卿三言，朕当详思之。”他日，上问王安石以轼为人何如？安石知轼素与己异，疑上亟用之也，因问上曰：“陛下何以召见轼？”上曰：“见轼议学校贡举异於诸人，故召见之。且道轼对语曰：‘陛下何以召见臣？’朕为言：‘见卿议事有所喻，故召问卿。’对曰：‘陛下如此错矣，人臣以得召见为荣，今陛下实未知臣何如，但以臣言即召见，恐人争为利以进。’又谓朕与人官太速，后或无状，不能始终。此说何如？”安石曰：“陛下与人官，患在不考实，虽与何害！”上曰：“轼又言：‘兵先动者为客，后动者为主，主常胜客，客常不胜，治天下亦然。人主不欲先动，当以静应之於后，乃胜天下之事。’此说何如？”安石曰：“轼言亦是，然此道之经也，非所谓道之变，圣人之於天下感而后应，则轼之言有合於此理。然事变无常，固有举事，不知出此，而圣人为之倡发者。譬之用兵，岂尽须后动然后能胜敌！顾其时与势之所宜而已。”上曰：“卿言如此极精。”又言：“轼宜以小事试之何如？”安石曰：“臣已屡奏试人当以事，此言诚是也。”安石因极称吕惠卿。其后，上复谓曾公亮曰：“苏轼奏对明敏，可试也。”公亮曰：“京师无可试者。”王安石曰：“轼亦非久当作府推。”上曰：“欲用轼修中书条例。”安石曰：“轼与臣所学及议论皆异，别试其事可也。”又曰：“陛下欲修中书条例，大臣所不欲，小臣又不欲。今轼非肯违众以济此事者也，恐欲故为异论，沮坏此事。兼陛下用人，须是再三考察，实可用乃用之。今陛下但见轼之言，其言又未见可用，恐不宜轻用。”（《纪事本末》卷六十二。案：《临川集》安石《乞改科条制劄子》云：伏以古之取士，皆本於学校，故道德一於上，而习俗成於下，其人材皆足以有为於世。自先王之泽竭，教养之法无所本，士虽有美材而无学校师友以成就之，议者之所患也。今欲追复古制以革其弊，则患於无渐。宜先除去声病对偶之文，使学者得以专意经义，以俟朝廷兴建学校，然后讲求三代所以教育选举之法，施於天下，庶几可复古矣。所对明经科欲行废罢，并诸科元额内解明经人数添解进士，及更俟一次科场，不许新应诸科投下文字，渐令改习进士。仍於京东、陕西、河东、河北、京西五路先置学官，使之教导。於南省所添进士奏名，仍具别作一项，止取上件京东等五路应举人并府监诸路曾应诸科改应进士人数。所贵合格者多，可以诱进诸科蔊习进士科业。如允所奏，乞降敕命施行。《传家集》：司马温公二年五月《议贡举状》云：臣准御史台牒，准敕节文：“天下学校贡举之法，宜令两府、两省、待制以上，御史台、三司、三馆臣僚，各限一月，具议状闻奏者。”臣闻《诗》云：“无竞惟人，四方其训之。”言欲立强於天下者，无如得人。得人而任之以事，则四方斯顺之矣。臣窃惟取士之弊，自古始以来，未有若近世之甚者也。何以言之？自三代以前，其取士无不以德为本，而未尝专贵文辞也。汉世始置茂才、孝廉等科，皆命公卿大夫、州郡举有经术德行者，策试以治道，然后官之。故其风俗，敦尚名节。降及末世，虽政衰於上，而俗清於下，由取士之术素加奖励故也。魏晋以降，贵通才而贱守节，习尚浮华，旧俗益败。然所举秀、孝，犹以经术取之。州郡皆置中正，以品其才行，一言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