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燕京路入，不戮一人，止传檄而定耳。”马扩曰：“兵，凶器，天道厌之。贵朝灭契丹，亦藉本朝之力。今一旦失盟，发兵相向，岂不顾南朝百年累积之国，亦稍饬边备，安能遽侵！”撒栂曰：“国家若以贵朝可惮，不长驱也。移牒且来，公必见之。莫若童大王速割河东、河北，以大河为界，存宋朝宗社，乃至诚报国也。”贯闻之，忧懑不知所为，即与参谋宇文虚中范讷、机宜王云宋伯通等谋赴阙禀议。（《纪事本末》卷百四十四。案：《三朝北盟会编》系庚子为十二月三日。《大金吊伐录》云：天会三年冬，与宋奄人河北河东陕西宣抚、广阳郡王童贯书曰：天会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大金固伦尼伊拉齐贝勒左副元帅致书于大宋宣抚郡王阁下：既凭来信，复沐使音，未孚结纳之诚，难避重烦之议。领兵前去之由，已载别牒。且两朝之事，若不互相容会，须至争战。夫如是，则岂惟菑危转甚，更恐生灵枉罹涂炭，是用遣人，以俟雅报。盖以宣抚郡王所为结纳和会，契义最旧；况承来文，若谓更有可议，务在通融商量。伏念宣抚郡王有辅立之功，位望所推，必谓议以谠言，扶斯将堕。与其交锋争战，以伤生民，宁若酌中两便为计。果能如此，其於贵朝，非止社稷久享安全，更获两下益固欢和。然后郡王忠孝克保始终，长守富贵，民赖其善，为天下之幸甚，岂不美哉！昔契丹请和之日，朝廷限以辽为界，不见听从，乃及今日。所望取为前鉴，审观事势，与差去官员，评议一定。律正严凝，伫膺多福。今差昭文馆直学士王介儒、贝勒色哷美专奉书披述，不宣。又牒文牒南宋宣抚司问罪，系天会三年十一月三十日，即前书所谓“领兵前去之由已载别牒”也。此牒係茹越寨申报，见二十二日己未原注可考。此牒之外尚有檄文，亦见《大金吊伐录》，今附己未日。《纪事》盖未见此檄，故彼注云云。牒曰：大金元帅府牒大宋宣抚使司：近差宁昌军节度使萧庆、贝勒色哷美专往理会所索户口事。所准回牒称，本朝幅员万里，人居散漫，若再行根究，难指有无。又据差马扩、辛兴宗所说，与上亦同。往者大宋与辽为邻也，因争疆埸，岁输金帛，不获厌足，逊辞添纳。百馀年间，勤於朝聘，每事姑息，不可殚言，想坊屈志，实不获已。由此而言，其苦於屈辱，亦已深矣！幸遇我先皇帝，天纵英谟，神资睿略，方经营天下之初，大宋遣使请雪前况，由朝廷以恩化为务，亲幸幽蓟，才下全燕，即时割赐。此朝廷所以大造于大宋，使大宋不劳而立其功，以伸祖宗之屈，自此始也。大宋皇帝感斯大义，遂立严誓，卜於子孙，久敦信约。何期立渝盟誓，手书称诏，搆我边京，使为叛乱，贼杀宰辅，邀回户口。圣上以含容为德，取索户口之外，一无理会。尚自不知悔过，及於沿边多方作过，暂无自戢。为此依准所降宣旨，移牒回取确实有无归还，却称“本朝幅员万里，人居散漫”，岂期纵骄滉谩，弃德负义，如此之甚也！酌其所意，谓我土地之广，但得户口，纵违誓约，毕竟何为？有此横暴显然，而觉其奸回，容俟至今，已为枉矣！若依前索以道理，实虑空逗岁月。今聊整问罪之师，且报纳上之由，仍依违誓，收复元赐京镇州县。今月二十九日起发前进，须议公文牒具如前。今差昭文馆直学士王介儒、贝勒色勒美等前去，事须牒大宋河北河东陕西等处宣抚使司，到请照验先行归还朔、武等州，陈其罪戾，其一一听命无违。公文回示，仍请贵司自就相近亲见商议，容会结约。如或难以依应，即请溇期甚地，以决胜负。幸不疑惑住滞，以至别议施行。谨牒。以上书牒两道，并据《吊伐录》，各本无此。色哷美即撒离栂。《纪事》五年作撒卢母，绎音各异故也。《茅斋自序》曰：扩归，次日代州关报，金国元帅府差使副撒卢母、王介儒来，宣抚司差机宜宋彦通充馆伴，出所斋军书，说纳张瑴渝盟等事，及传粘罕已兴兵，意极不逊，贯亦厚善待之。答云：“许大国事，且须商量，何故便有此事耶？”撒卢母云：“军马已起，更商量甚的？”介儒云：“若是急著手脚，好商量时，也须较得些。”贯云：“即令馆伴去说话，有事但见谕，足可相应。”撒卢母等起归馆，彦通询：“粘罕国相辄言举兵之意，何也？”撒卢母云：“兵已起，更不须商量。元帅国相军马自河东路入，二太子军马自燕京路入，更不杀戮人民，只是传檄抚定。”彦通答云：“两朝许多事讲好，更便不通些耗，便起兵来，是甚道理？”介儒云：“只为贵朝失道理，所以致得如此。”仆答云：“兵，凶器，天道厌之。贵朝吞了契丹许多国土，亦藉本朝声势，方能尽灭之；今一旦不顾已前契义誓好，便先举兵，不道南朝许大世界军民事力，若朝廷省悟，略行更改，怎容易近得？不过虏掠得近边些小民户，却日后干戈，几时定得。”撒卢母云：“元帅国相若怕贵朝事力时，却不敢便入来也。如今檄书将次到来，承宣亦须见俚。”介儒云：“事已如此，自家懑这里斗口做甚！承宣若能劝童大王急行奏请，只且割与河东河北路地土，以大河为界，存取大宋宗庙社稷，却是能报国也。”仆答云：“此谈何容易！看来贵朝听狂悖之议，却把本朝做破坏契丹看待，但恐后来自被祸患不小耳！”撒卢母笑，有自得之色。彦通同仆出馆，归宣抚司，具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