省进呈，上顾曾布曰：“如此报恩地邪？”布曰：“本不欲喋喋，然理有当陈者不敢已。臣绍圣初在史院不及两月，以元祐所修《实录》，凡司马光《日记》、《杂录》，或得之传闻，或得之宾客，所记之事，鲜不遍载；而王安石有《日录》，皆当日君臣对面反覆之语，乞取付史院照对编修，此乃至公之论。其后绍圣重修《实录》，数年乃成书，臣盖未尝见。当日修书乃章惇、蔡京，今日提举史院乃韩忠彦。而瓘以为臣尊私史。压宗庙，不审何谓也。神宗理财，虽累岁甲兵，而所至府库充积。元祐中非理耗散，又有出无入，故仓库为之一空。乃以臣坏三十年根本之计，恐未公也。”上曰：“卿一向引瓘，又欲除左右史，朕道不中，议论太偏，今日如何？”布愧谢。而韩忠彦等皆言：“瓘必欲去，当与一郡。”布曰：“臣本不与之校，朝廷优容，无所不可。”遂以瓘知泰州。上令责瓘，忠彦及陆佃皆曰：“瓘之言诚过当，若责瓘，则瓘更以此得名，曾布必能容瓘。”乃以瓘知泰州。布始欲瓘附已，使人谕意，将大用之，瓘语其子正勷曰：“吾与丞相议多不合，今乃欲以官相饵。吾有一书将遗之，汝为我书。”且曰：“郊恩不远，恐失与汝官，奈何？”正勷再拜，愿得书。瓘喜，明日持以见布。布果大怒，遂有海陵之命。先是，瓘以都司权给事，何执中为礼部侍郎，一日以简抵瓘曰：“早见贵人，公即真矣。”故瓘语正勷云尔。（《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编年通鉴》云：瓘奏言：“臣尝乞别修《神宗实录》，以成一代之典，而不闻施行，盖绍圣史臣今为宰相故也。”不报。时瓘兼权给事中，曾布将荐之，即真，或以告瓘，瓘曰：“吾与布议事不合，若受其荐进，而复尔异同，则公议私恩，两有媿矣。”至是瓘诣政事堂，以书见布曰：“尊私史而压宗庙，缘边费而坏先政，此二者，阁下之过也。”布谓瓘所论为元祐单见浅闻之说。瓘遂申三省，乞劾妄言之罪，遂出知泰州。）
中书舍人邹浩奏：“瓘素以声闻，推重一时，今到都司，曾未逾月，遽令出外，恐非所示天下而慰公议也。伏望收还新命，以全朝廷待士之体，所有录黄，未敢签书行下。”不从。右谏议大夫陈次升亦言：“瓘首蒙进擢，搢绅之间，咸以为贺。今闻瓘以宰属议论不合，因此罢去，审如所传，不惟有遗人材，亦虑有失人望。伏望圣慈更赐详酌施行。”（《纪事本末》卷百二十九。案：《宋史陈次升传》：徽宗立，召为侍御史，迁右谏议大夫。献体道、稽古、修身、仁民、崇俭、节用六事，言多规切。崇宁初，以宝文阁待制知颍昌府。次升三居言责，建议不苟合，刘安世称其有功於元祐人。然他所言曾肇、王觌、张庭坚、贾易、李昭玘、吕希哲、范纯礼、苏轼等，公议或不谓然。谨案《四库全书简明目录》曰：《宋史》云云，门户之见也。）
５、是月，邢恕申实录院状云：“恕为御史中丞，为章惇所挤，与同知枢密院事林希皆以本官罢职。恕遂出知汝州，数月，移知南京。时哲宗亦徐知希与恕俱罢，希有罪名，而恕无明白罪名。惇恐恕复用，即检寻出恕元祐初因罢中书舍人责知陶州日曾於帘箔有疏自辩，然箔中固未尝听，责命遂下。其后再责永州监当，首尾九年，皆在谪籍，并因国事，即不缘私，而惇悉置不论。至元符元年冬，乃取下三年前章疏，抉摘疑似，上欺哲宗圣听，降恕三官，责知南安军。章疏中止於自序易攵历本末，未尝干及朝政，乃具述神宗皇帝追惟遇臣畴昔之言，察臣本末，记其姓名，乃复召还馆阁。又云至於神宗皇帝末年，能察知臣，以为忠信，遂除尚书省官，则於责词中并削去不言，特著其熙宁初忤旨罢馆职之言，以巧相诋诬。恕时以帘箔未相知，恐以为前此尝违道干进，故云及臣除尚书职方员外时，司马光亦除资政殿学士，其月日可考也。惇即见诋云‘自谓与司马光同被收擢’。又恕时有故与韩维相连，所以云韩维素有名德，及与司马光、吕公著为一等。惇见诋云‘指权臣为名德’。此皆见於训词之言，足为显据。而去年六月间，惇尚当国，责恕均州，分司，反以司马光、吕公著追贬海外之日，由恕所挤。公著之贬海外，责词具在，罪名可见；与司马光所坐口语，并无分毫干涉。惇之贬光，已是厚诬，至同贬公著海外，当时之人，尤知其无名。然则公著与恕，累不相干，事理灼然。至贬光海外，则缘光在元丰八年春与范祖禹曾说：‘今上皇帝已嗣位，然娄后事犹可虑。’祖禹先到京师，恕因与祖禹閒言哲宗方十岁，比至还政，须更十年，中间事亦有可虑，祖禹即道光之言。时司马光尚未起，不能深知宣仁之用心，故有此言。然其於哲宗之意，则忠也。祖禹与光深相知，所以与恕说者，正以光为善意，非恶也。恕曾说与蔡确、章惇，亦以光言为有忧国爱君之意尔。当是时，朝廷方蔊用光，欲以为相，又帘箔在上，光言於帘中，乃有形迹。恕特密与确等说，则岂以光意为不善、有陷光之意哉？及至绍圣间，章惇疑恕，恐其不为己用，每以光、公著为言，欲见把持。至云恕是吕公著上客，又云恕昔时常托司马光在手掌悰。凡绍圣閒侍从臣僚，无不闻知。则惇方贬光、公著之日，岂容恕知其谋也？因叶祖洽论王珪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