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称上殿欲自诉，哲宗乃降旨罢之。）
先是，安民上言：“今大臣为绍述之说者，其实皆假借此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张商英在元祐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况，士大夫皆传笑之；及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号为文正公；及近为言官，则上疏论司马光、吕公著，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於公论乎？朝廷凡事不用元祐例，至王珪家荫孙五人，皆珪身后所生；乃引元祐例，许奏荐近日讲复官制，职事官不带职，寄禄官不带左右，至权尚书侍郎，独以林希、李琮之故，不复改易。如此等事，谓之公心可乎？故凡劝陛下绍述先帝者，皆欲讬先帝以行奸谋，谓他事难以惑陛下。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私雠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之意，不可不察。宣仁圣烈皇后甚得人心，前日陛下驾幸秦、楚国大长公主第浇奠及辍朝，并命襄葬诸费从官给，人人无不欢呼。高遵惠为侍郎，士论皆以为当。闻吴居厚向得罪出於宣仁之意，近闻复待制，舍人再缴，而大臣尚欲再下，愿陛下主张此事，以顺人心。今权臣恣横，朋党满朝，言官未尝一言及之，惟知论元祐旧事，力攻已去臣寮。臣荷陛下奖拔，不敢负恩，摧枯拉朽之事，臣实况为之。举朝廷臣诬陷非一，臣赋性愚直，恐终不能胜朋党之论，愿乞外任以避之。”上开慰而已。（《纪事本末》卷百六。原注：林希权礼书，二年三月二日；李琮权户侍，元年九月二十一日；高遵惠权兵侍、户侍、二年三月；吴居厚复待制，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幸高陈王私第，六月二十九日；职事官不带职，三月二十四日诏；寄禄官不带左右字，四月三十日诏。案：《宋史》本传：论章惇颛国植党，乞收主柄而抑其权，反复曲折，言之不置。惇遣所亲信语之曰：“君本以文学闻於时，奈何以言语自任，与人为怨？少安静，当以左右相处。”安民正色斥之曰：“尔乃为时相游说耶？”惇益怒。中官裴彦臣建慈云院，户部尚书蔡京深结之，彊毁人居室。诉於朝，诏御史劾治。安民言：“事有情重而法轻者，中官豪横，与侍从官交结，同为欺罔，此之奸状，恐非法之所能尽。愿重为降责。”狱具，惇主之甚力，止罚金。）
及祀明堂，刘美人侍上於斋宫，又至相国寺，用教坊作乐，安民面奏众所观瞻，亏损圣德。语直忤旨，章惇从而谮之。曾布初与惇不合，见安民数论惇事，意谓附己，每於上前称之，谓近来言事官敢言，不阿附无如常安民者。及安民论布在枢密院与惇互用亲故，布始怨怒，欲逐安民，乃乘间袖安民旧与吕公著书以进，谓安民在元祐中上吕公著诗，乞消灭先朝奸党，欲使援引其类，百世承续。安民因对，上问：“闻卿尝上宰相书，比朕为汉质帝？”安民曰：“臣在元祐初，尝劝吕公著博求贤才，至引陈蕃、窦武、李膺事以动之，岂有他意？古今议论皆然，何独臣也。臣以蠢直，触犯权臣之怒久矣，恶臣之深，求臣之瑕，既巧而悉，终不可得，遂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罪，臣虽辨之何益？”初，安民与国子司业安惇、监察御史董敦逸同在国子监考试所折号，对敦逸称“二苏，天下文章之士，负天下重望，公不当弹击”，至是敦逸奏讦安民前语，上言“乃轼、辙之党，平日议论，多主元祐”，安民遂责，诏语皆惇批也。上初命与安民知军，惇乃进拟送吏部，降监当。明年，敦逸论瑶华事，上怒，欲贬之，谓执政曰：“依常安民例与知军。”惇救之，乃知上初不知安民降监当也。（《纪事本末》卷百六。原注：刘美人事，《安焘行状》所载差详，载焘出时。《新录》云：诏监察御史常安民，立心凶险，处性颇邪，荐致人言，奸状甚著，置之要路，诚非所宜，可罢监察御史，送吏部与监当差遣。先是，安民数论事，无所阿比，论章惇以大臣为绍述之说，实假其名以报复私怨，一时朋附之流从而和之，遂至已甚。故凡劝陛下绍述者，皆欲讬先帝以行奸谋，他事难惑圣睿，若闻先帝则易为感动，故欲快私雠陷良善者，须假此以移陛下心意。至引王凤乱汉，林甫乱唐，以比惇擅作威福。论蔡京巧足以移夺人主之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之是非，朝廷之臣，大半为京死党。他日援引权奸，布满中外，虽欲去之无及矣。论张商英在元祐之时，上吕公著诗求进，其言谀佞无况，士大夫传笑；近为谏官，则上疏乞毁司马光、吕公著神道碑。周秩在元祐间为太常博士，亲定司马光谥号文正；近为言臣，则上疏论光、公著，乞斫棺鞭尸。陛下察此辈之言，果出于公论乎？又论林希、李琮不当违新制，权尚书侍郎吴居厚，宣仁所斥不宜复待制。惇积怒，合力排陷，谮毁日闻。他日，上问曰：“闻卿尝上吕公著书，比朕为汉质帝、灵帝？”安民对曰：“臣在元祐间，献书公著，劝其博求贤才，尝引陈蕃、窦武、李膺事，不谓恶臣之深者乃指摘臣言推其世，以文致臣罪，臣虽辨之何益？”於是董敦逸奏讦安民前尝称“二苏文章负天下重望，不当弹击”，“乃轼、辙之党，平昔议论主元祐”者。诏罢安民御史，与知军。而惇批诏语，乃拟送吏部与监当。《安民家传》所称论曾布与章惇互用亲故，当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