承六圣之遗烈，守百三十有四年之大业，当思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不可一日而怠；人民者，祖宗之人民，不可须臾而忘；百官者，祖宗之百官，不可私非其人；府库者，祖宗之府库，不可用非其道。常自抑畏，儆饬圣心，一言一动，如祖宗临之在上，质之在旁，则可以长享天下之奉而不失矣。自元丰之末，时运艰厄，先帝早弃天下。陛下嗣位，幸赖先太皇太后以大公至正为心，罢王安石、吕惠卿等所造新法而行祖宗旧政，故社稷危而复安，人心离而复合。乃至契丹主亦与其宰议曰：“南朝专行仁宗皇帝政事，可敕燕京留守，使戒边吏守约束，无生事。”陛下观戎狄之情如此，则中国人心可知也。先太皇太后日夜苦心劳力，以为陛下立太平之基，九年之间，安静无事，已有成效，陛下但由此以持循，则成康之隆不难致也。臣愿陛下守之以静，毫朆无所改为，恭己以临之，虚心以处之，诏左右大臣，动必循守祖宗法度，陛下躬揽於上，谘诹善道，察纳谠言，则并臣邪正，万事是非，必皆了了於圣心矣。夫水所以能照毛朆而物无所隐，其形者至平也；镜所以能鉴妍詀而人无所遁，其迹者至明也。使水、镜自动，则虽山岳不能见也。人心亦然，惟至公可以见天下之私，惟至正可以见天下之邪，惟至静可以见天下之动。荀卿曰：“虚一而静，谓之清明。”圣人清明烛理，生於心之虚一也。陛下何不观先太皇太后自英宗、神宗时不出房闱，未尝知天下之事，一旦临朝，所行之政，上当天意，下合人心，其故何哉？惟至公、至正、至静而已。夫小人之情专为私，故不便於公；专为邪，故不便於正；专於动，故不便於静。惟欲人君多所作为，朝廷多所变动，则已有所希冀於其间矣。若朝廷守静，上下各安其分，则小人何所望哉？今陛下既亲万机，小人必欲有所动摇，而怀利者亦皆观望。臣愿陛下上念祖宗之艰难，先太皇太后之勤劳，痛心疾首，以听用小人为刻骨之戒，守元祐之政，当坚如金石，重如山岳。山岳不可移，圣政不可改也，金石可破，圣心不可变也。使谗邪者不能进说，观望者亦皆革心，则自今以往，朝廷清明，必日胜一日，岁胜一岁矣。陛下如以臣言为然，乞因大臣奏事之时，明示以圣意所向，使中外一心，归於至正，则天下幸甚。臣久侍帷幄，不敢自同於众人，恐有奸言邪说，惑误天听，故臣近与苏轼先事上奏，必蒙省览。陛下圣学稽古，不必远师，前世之事，唯是仪型。仁宗法则太皇，使天下熙熙然。至於昆虫草木，各安其生，则臣之志愿也，不胜区区之愚。取进止。）
１、十月（案：钱大昕《朔闰考》：是月乙巳朔。） 丙午，中书舍人吕陶言：“臣伏以太皇太后保佑圣躬於今九年，垂帘听政，天下安治，一旦弃四海之养，凡在臣庶，痛心泣血，无所迨及。然臣於此时，以无可疑而为疑，以不必言而言。盖自太皇太后垂帘以来，屏黜凶邪，裁抑侥幸，横恩滥赏，一切革去，小人之心，不无怨憾。万一或有奸邪、不正之言，上惑圣听，谓太皇太后斥逐旧臣，更改政事。今日陛下既亲万机，则某人宜复用，某事宜复行。此乃治乱之端，安危之机，君子小人消长之兆，在陛下察与不察也。若元祐初，臣任台谏官，尝因奏事帘前，恭闻德音宣谕云：‘朝廷政事，於民有害，即当更改，其他不系利害，亦不须改。每改一事，必说与大臣，恐外人不知。’臣思此语，则太皇太后凡有更改，固非出於私意，盖不得已而后改也。至如章惇悖慢无礼，吕惠卿奸邪害物，蔡确毁谤大不敬，李定不持母丧，张诚一盗父墓中物，宋用臣掊敛过当，李宪、王中正邀功生边事，皆自积恶已久，罪不容诛。则太皇太后所改之事，皆是生民之便，所逐之臣，尽是天下之恶，岂可以为非乎！臣又闻昔者明肃皇太后称制之日，多以私恩遍及亲党，听断庶务，或致过差。及至仁宗皇帝亲政之初，臣下遂有希合上意，言其缺失。仁宗察见情伪，降诏止绝，应明肃皇太后垂帘日所行诏命，已经施行，遇诸般公事，更不得辄有上言。於是天下之人，皆谓仁宗深念社稷之功，能全子母之爱，圣德广大，度越古今，载在史册，垂范后世，陛下所宜法而行之。”（《纪事本末》卷九十一，又卷百一。）
２、庚寅，监察御史来之邵言：“著作佐郎张耒除起居舍人。按耒性质獧薄，士望素轻，虽经权用，资格犹浅。平居惟以附依权贵，供撰书疏，以谋进取为事，故缙绅之论未尝少与其为人，而执事大臣，独以为贤也。望寝耒成命，以慰士论。”（《纪事本末》卷百一。）
３、侍御史杨畏言：“张耒近除起居舍人，命下，以耒持论喧然，以为未允。按耒虽精工文辞，而素行轻傲，言扬历，则资浅；论人才，则望轻。止缘请谒宰臣执政之门，或造膝密交，或代为文字，故大臣力为援引，命以此官。伏望罢耒新命，以协舆情。”先是，吕大防欲用侍御史杨畏为谏议大夫，要范纯仁同书名进拟，纯仁曰：“上新听政，谏官当求正人，畏倾邪不可用。”大防素称畏敢言，且先密约畏助己，谓纯仁曰：“岂以畏尝言公耶？”苏辙时在旁，因诵畏弹文。纯仁曰：“纯仁初不知也。”然除目不敢与闻，遂因求避位。大防竟超迁畏为吏部侍郎。纯仁恐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