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挚、右正言王觌、刑部郎中杜纮，将元丰敕令格式重行刊修。
先是，挚言：「法者，天下之大命也，先王制法其意使人易避而难犯，故至简至直，而足以尽天下之理；后世制法，惟恐有罪者之或失也，故多张纲目，而民于是无所措其手足矣。世轻世重，惟圣人为能变通之。祖宗之初，法令至约，而行之可久，其后大较不过十年一变法。岂天下之大，民物之觽，事日益滋，则法不可以不密欤？臣窃以谓非事多而后法密也，殆法繁而后奸生也。神宗皇帝达因革之妙，尤重宪禁。元丰中，命有司编修敕令，凡旧载于敕者多移之于令。盖违敕之法重，违令之罪轻，此足以见神宗仁厚之德，哀矜万方，欲□斯人所犯，恩施甚大也。而所司不能究宣主德，推广其间，乃增多条目，离析旧制，用一言之偏而立一法，因一事之变而生一条，其意烦苛，其文隐晦，不足以该万物之理，达天下之情，行之几时，盖以屡变。今所谓续降者，每半年一颁，每次不减数帙矣。夫法者，天下之至公也。造之而不能通，故行之而不能久，其理然也。又续降多不显言其所冲改，故官司州县承用从事，参差抵牾，本末不应，非所谓讲若画一，通天下之志者也。臣愚以谓宜有所加损润泽之，去其繁密，合其离散，要在简易明白，使民有所避，而知所谓迁善远罪之意。伏望圣慈酌时之宜，明法之用，选择一二儒臣有经术，明于治体，练达民政者，将庆历、嘉佑以来旧敕，与新敕参照去取，略行删正，以成一代之典，施之无穷。」
又言：「常平差役法及罪人就配法，今已更改，于敕内关涉不少，以此须至删修。正任刺史以上致仕，于嘉佑禄令，料钱衣赐依分司官例，分司官依现任官例支给。至熙宁四年五月圣旨指挥，致仕正任给金吾卫大将军俸，则是已冲改嘉佑令。今来元丰敕却依嘉佑禄令立文，即不知熙宁七年及元丰六年编敕日，因何漏落熙宁四年续降指挥？访闻在京支正任致仕俸料，并依熙宁四年指挥，其外路多依嘉佑令支给。内外法令如此不同，虑其间更有此类，不可不行增修。」
右谏议大夫孙觉亦言：「臣窃闻中外之议，以为今日之患，切于人情者，莫甚于元丰编敕细碎烦多，难以检用。而因事立法，不可通行者，其间不一。虽有老于为吏，习于用法者，亦或莫能通晓。至有一条分为四五，缓急不相照会，其细碎如此，岂所谓王者之法如江河，使人易避而难犯也？臣愚窃以谓，今者朝廷务为简易，使就□平，法当使人人通晓，不难了知，累朝编敕是也。至于引用断罪，先据律文，后乃铺编敕、格、令。今敕条如律，即是律可废也。伏乞圣慈特置一修敕局，格、令、式附之，择取臣僚中晓经术义理，法律详明，不至深刻者五七人，依故事大臣典领，应省、寺修敕令格式者并付之，事有损益即可施行者，先次行之。如此，则朝廷仁厚爱育之意可以宣布四方，而刻薄之风浸以衰息矣。」于是有刊定修立之命。（「重行刊定修立」，此旧录本语，今用之。旧录云：先帝命官修敕令格式，亲为体制，施行未几，吏习民安。时欲大变革，故修改焉。新录已削去。）
中书舍人苏轼言：「准刑房送到词头一道，三省同奉圣旨，沈起与□朝散郎、监岳庙者。臣伏见熙宁以来，王安石用事，始求边功，生隙四夷。王韶以熙河进，章惇以五溪用，熊本以泸夷奋。沈起、刘彝闻而效之，结怨安南，兵连祸结，死者数十万人。苏缄一家，坐受涂炭。至今二广疮痍未复。先帝始欲戮此二人，以谢天下，而王安石等曲加庇护，得全首领，已为至幸。元丰六年三月二十四日圣旨：『沈起所犯深重，永不□用。』天下传诵，以为至当，此乃先帝不刊之语，非今日以即位之恩所得赦也。沈起与彝各负天下生灵数十万性命，虽废锢终身，犹未塞责。近者只因稍用刘彝，起不自谅，辄敢披诉，妄以罪衅并归于彝，攀援把持，期于必得。臣谓安南之役，起实造端，而彝继之。法有首从，而彝吏干学术，犹有可取，而起人材猥下，素行憸险，庆州兵叛，起守永兴，流言始闻，被甲乘城，惊动三辅，几致大变。所至治状，人以为笑。知杭州日，措置尤为乖方，致灾伤之民，死倍他郡。与张靓等违法燕饮交私，靡所不至。朝廷用彝，既不允公议；而况于起，万无可赦之理。今以一朝散郎监岳庙，诚不足计较，窃哀先帝至明至当不刊之语，轻就改易，诚不忍下笔草词，遂使四方髃小，阴相庆幸，吕惠卿、沈括之流，亦有可起之渐，为害不细。伏乞圣明深念先帝「永不□用」之语，未可改易；而数十万性命之噃，亦未可忽忘。明诏有司，今后有敢为起等辈乞□用者，坐之。所有告词，臣未敢撰。」寻有诏，沈起□用指挥，更不施行。（实录八月二十四日己酉诏：「前降□用沈起指挥更不施行【二】，以中书舍人苏轼论其不当□用也。按轼集乃三月二十二日奏，不知何故至八月方行。又实录初不载沈起用何日得指挥□复，今从轼集。）
改当直人法。（政目二十二日事，当考。）
门下侍郎司马光言：「今月二十一日，中使陈衍奉宣圣旨问臣：『来日程颐上殿，若奏对有取，当除以何官职？不可太轻，亦不可太重，若令在经筵，当与何名目？』臣窃惟程颐本以布衣，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