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经之内，凡可以为义题者，牢笼殆尽，当有司引试之际，不免重复。若不别议更张，寖久必成大弊。欲乞朝廷于取士之法，更加裁定。」
又礼部言，乞置春秋博士及进士专为一经。
又侍御史刘挚言：
伏见国朝以来，取士设科，循用唐制。进士所试诗、赋、论、策，行之百余岁，号为得人。熙宁初，神宗皇帝崇尚儒术，训发义理，以兴人才【一○】，谓章句破碎大道，乃罢诗、赋，试以经义，儒士一变，皆至于道。夫取士以经，可谓知本。然古人治经，无慕乎外，故其所自得者，内足以美己【一一】，而外足以为政。今之治经，以应科举，则与古异矣。以阴阳性命为之说，以泛滥荒诞为之辞，专诵熙宁所颁新经、字说，而佐以庄、列、佛氏之书，不可究诘之论，争相夸尚【一二】。场屋之间，髃辈百千，浑用一律，主司临之，懡玉朱紫，困于眩惑。其中虽有深知圣人本旨、该通先儒旧说，苟不合于所谓新经、字说之学者，一切在所弃而已【一三】。至于蹈袭他人，剽窃旧作，主司猝然亦莫可辨。盖其无所统纪，无所檃括，非若诗、赋之有声律、法度，其是非工拙，一披卷而尽得知也。诗、赋命题，杂出于六经、诸子、历代史记，故重复者寡。经义之题，出于所治一经，一经之中可为题者，举子皆能类聚，裒括其数【一四】，豫为义说，左右逢之。才十余年，数牓之间，所在义题，往往相犯。然则文章之体，贡举之法，于此其弊极矣。
诗赋之与经义，要之，其实皆曰取人以言而已。贤之与不肖，正之与邪，终不在诗赋、经义之异。取于诗赋，不害其为贤，取于经义，不害其为邪。自唐以来，至于今日，名臣巨人致君安民，功业轩天地者，磊落相望，不可一二数，而皆出于诗赋，则诗赋亦何负于天下哉！或取一诗赋，或取一经义，无异道也。但有司考言之法【一五】，有难有易。有难易，故有利害，有利害，故去取或失其实，则所系者大矣。然则法不可以不改也，臣愚欲乞试法复诗赋，与经义兼用之。进士第一场试经义，第二场试诗赋，第三场试论，第四场试策。经义以观其学，诗赋以观其文，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前二场为去留，后二场为名次。其解经义，仍许通用先儒传注或己之说，而禁不得引用字解及释典，庶可以救文章之弊，而适乎用；革贡举之弊，而得其人。亦使学者兼通他书，稍至博洽【一六】。又言：
汉制，因天见灾异，或政有阙失，则诏郡国及在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天子亲策，以求其言。至于国朝，沿袭故事，于是置为贤良、茂材科目，随贡举召试。其于得人，视古为盛。近时之制，遂罢此科。臣窃以为国家之道，得士欲广，故取之非一途，谓常选不足以致异人，故设制科，以收超绝之才，而每举中等，不过一二人而已。今夫官人之法，入流门户日益增多，未有澄汰，而于三年取一二非常之人，则废其科不用，此何谓也！臣愚伏乞复置贤良方正及茂材异等科，每遇贡举，诏近臣依旧制举试，所以广言路，求人材，继祖宗之制也。又言：
近制明法举人试以律令、刑统大义及断案，谓之新科【一七】。明法登科者，吏部将司法员阙先次差注，在进士及第人之上。臣窃以先王之治天下，以礼义为本，而刑法所以助之者也。惟君子用法，必傅之以经术，法之所治，理之所在也，故恶有所惩，而常不失忠恕之道。旧制，明法最为下科，然其所试，必有兼经，虽不知其义而止于诵数，而先王之意犹在也。今新科罢其兼经，专于刑书，则意若止欲得浅陋刻害之人、固滞深险之士而已。又所取之数，比旧猥多，调拟之法，失其次序。臣以谓宜有更张，欲乞新科明法，并加论语、孝经大义，登科之额，裁减其半，及注官之日，并依科目资次。所贵从事于法者稍不远义，而士之流品不失其分。伏望圣慈裁酌，如赐开允，即乞今年
降诏，并自元佑五年秋试为始。诏礼部与两省学士、待制、御史台、国子司业，集议闻奏。所有将来科场，且依旧法施行。（旧录云：侍御史刘挚言：「乞贡举进士添诗赋，复置贤良、茂材科，新科明法添兼经大义及减人数。」诏礼部与两省学士、待制、御史台、国子司业集议闻奏。所有将来科场，且依旧法施行。先帝迪士以经术，罢雕虫篆刻之习，士始知义理之学。挚遽言复之。新录辨曰：国朝用诗、赋取士，得人为多，至是复祖宗之旧。挚乞添诗、赋，非不用经术也。自「先帝迪士」至「遽言复之」二十六字，并削去。新、旧录于挚所言才举一二语，今全录之。此后或可载司马光议，自三月五日移入此。据范纯仁谓光元宰，则附三月五日为允。此年四月三日、六月十二日、十一月二十四日，二年十一月十二日，三年九月九日、十一月十日。）
诏岁举官升陟者，承务郎以上，并依合举改官及充幕职官县令之数；大使臣，准小使臣法；通判，许举承务郎以上，依知州举充幕职官之数。
诏河北诸路总管、副总管更不兼将，并令提举训练觉察本路军马公事。
又诏府界、五路提举保甲司，指挥州县，如有见送纳军器，若不是非理损坏不堪，或事件不全，止据见在受纳【一八】，不得须令修整、赔直。仍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