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宣仁时为宰相。通塞迟久，皆有命也。」）
通议大夫、门下侍郎章惇知枢密院。
资政殿学士、通议大夫司马光录门下侍郎。
初，光以知陈州过阙，未入对，上疏曰：臣先乞下诏广开言路，不以有官无官之人，并许进实封状，颁下诸路州、军【一五】，于要闹处出牓示，鼓院、检院、州军长吏不得抑退。昨奉圣旨令入见，及到京，蒙降中使，以五月五日诏书赐臣阅看。臣狂瞽妄言，曲荷采纳，岂独微臣之幸，抑亦天下之幸。此乃圣主之先务，太平之本原也。然臣伏读诏书，其间有于心未安者，不敢不冒万死，极竭以闻。窃见诏书始末之言，固尽善矣；中间有云：「若乃阴有所怀，犯非其分，或扇摇机事之重，或迎合已行之令，上则观望朝廷之意以徼幸希进，下则衒惑流俗之情以干取虚誉，审出于此，苟不惩艾，必能乱俗害治。然则黜罚之行，是亦不得已也【一六】。」臣闻明主推心以待其下，而无所疑忌，忠臣竭诚以事其上，而无所畏避，故情无不通，言无不尽。今诏书求谏而逆以六事防之，臣以为人臣惟不上言，上言则皆可以六事罪之矣【一七】。惟其所言，或于髃臣有所褒贬，则可以谓之阴有所怀；本职之外，微有所涉，则可以谓之犯非其分；陈国家安危大计，则可以谓之扇摇机事之重；或与朝旨暗合，则可以谓之迎合已行之令；言新法之不便当改，则可以谓之观望朝廷之意，言民间愁苦可悯，则可以谓之衒惑流俗之情。然则天下之事，无复可言者矣，是诏书始于求谏而终于拒谏也。臣恐天下之士益箝口结舌，非国家之福也。又止令御史台出牓朝堂，自非趋朝之人莫之得见，所询者狭。伏望圣明，于诏书中删去中间一节，如臣三月三十日所奏，颁布天下。使天下之人晓然知陛下务在求谏，无拒谏之心，各尽所怀，不忧黜罚。如此，则中外之事，远近之情，如指诸掌矣。既除门下侍郎，光又以札子辞免，乞对讫赴陈州，并请更张新法，曰：臣闻诗云：「毋念尔祖，聿修厥德。」故夏遵禹训，商奉汤典，周守文、武之法，汉循高祖之律，唐行太宗之制，子孙享有天禄，咸数百年。国家受天明命，太祖、太宗拨乱返正，混一区夏，规模宏远，子孙承之，百有余年，四海治安，风尘无警，自生民以来，罕有其比，其法可谓善矣。先帝以睿智之性，切于求治，而王安石不达政体，专用私见，变乱旧章，误先帝任使，遂致民多失业，闾里怨嗟。陛下深知其弊，即政之初，变其一二，欢呼之声，已洋溢于四表，则人情所苦所愿，灼然可知，陛下何惮而不并其余悉更张哉？譬如有人误饮毒药，致成大病，苟知其毒，斯勿饮而已矣，岂可云姑少减之，俟积以岁月，然后尽舍之哉？臣向曾上言，教阅保甲，公私劳费而无所用之。敛免役钱，□富而困贫，以养浮浪之人，使农民失业，穷愁无告。将官专制军政，州县无权，无以备仓猝，万一饥馑，盗贼髃起，国家可忧。此皆所害者大，所及者众，先宜变更。借令皇帝陛下独览权纲，犹当早发号令，以解生民之急，救国家之祸，收万国之欢心，复祖宗之令典，况太皇太后陛下同断国事，舍非而取是，去害而就利，于体甚顺，何为而不可？于是太皇太后遣中使梁惟简赐手诏，谕令供职，曰：「嗣君年德未高，吾当同处万务，所赖方正之士赞佐邦国，窃欲与卿商量政事，卿又何辞？再降诏开言路，须卿供职施行。」光乃受命。
资政殿学士、知太原府吕惠卿为资政殿大学士。端明殿学士、知江宁府王安礼为资政殿学士，翰林学士曾布为户部尚书，试户部尚书王存为兵部尚书。（曾肇作王存墓铭云：存为兵部尚书，迁户部，会神宗山陵，财费仰给户部，不踰时告乏，而宰相乘间徙存复为兵部，充山陵卤簿使。元佑初，复还户部，固辞廷受，识者韪之。不知肇所称「宰相乘间」果何事也？存徙，曾布实代之。布集有年谱，乃云「司马公用布为户部尚书」。按光除门下侍郎，与布同日，光才执政，元未入对，那得有此事？盖年谱妄说也。布此除，实出于蔡确等，疑必有曲折，肇亦不能为布隐。当徐考之。元佑元年闰二月十六日，刘挚有章，二十二日，布出知太原。绍兴初，翟璜言：「刘挚谓大臣误朝廷，而大臣所用者又误大臣。」盖指布也。章疏具载国史，皆可覆考。布子纺释诬云：璜载刘莘老章疏，是论募役不可行之语。盖刘莘老在熙宁，以差役为不可行，反复辩论至数千言，然募役之法不出于王荆公。盖自嘉佑二年韩康公奉使河朔回，建明差役之法，为牙校者至于破产，却以场务裨酬，非良法，乞令输钱入官，以庶人入官之禄，募游手充役。李邦直元佑中作韩康公碑，具载其事。自嘉佑讨论至熙宁，方成法耳。元佑中，苏子瞻、子由兄弟力主募役法为不可改，盖以出于韩子华，不出于王荆公故也。刘莘老既补外，魳历州县，乃知募役为良法。虽缘役法左选，流落于外十余年，及元佑初，擢为御史中丞，可以行其所知矣，不复深论，自知前日之非也。元丰末，司马君实召为门下侍郎，至朝廷，首议行遣熙宁、元丰聚敛刻剥之臣，故□居厚、杨汲【一八】、吕惠卿之徒，相继痛贬，而力引先公为户部尚书，刘莘老为御史中丞。若先公在熙宁助王氏为刻剥之政，司马温公肯寘之版曹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