曰：「谔非能用兵，怀宁之战，其胜者亦幸尔。」上曰：「谔能胜西人，自是其善战，人共服之，非幸。但任之过分，所以至此。」安石曰：「谔前后诡妄，致误韩绛，其败坏两路，皆谔之由，谔实罪首，恐不可但言使之者过也。」彦博曰：「人好功名必为害，孰不好功名，又当体国。」上曰：「好功名人自不可得。」安石曰：「好功名，固先王所不废，然先王銟人以义为主，苟违义而好名则反为害。」上曰：「诚如此。」王安石等以德音引咎上表待罪，诏释之。
丁未，吏部侍郎、平章事、昭文馆大学士韩绛罢相，以本官知邓州。制词责绛云：「听用匪人，违戾初诏。统制亡状，绥怀寡谋。暴兴征师，矾入荒域。卒伍骇扰，横罹转战之伤，丁壮驰驱，重疲赍饷之役。边书旁午，朝听震惊。」翰林学士元绛辞也。绛词据玉堂集。
韩绛言：「伏睹德音，皆陛下责躬悔过之言。且今边事，盖以西贼去年八月攻围庆州七寨，焚荡室庐，杀掠老幼，故遣臣往经制。臣度其陆梁未已，不少惩创，则虽得和约亦不可保，招降讨击实不得已，岂固欲勤动师旅！幸十余处出兵，杀获招降以千万计，虽失抚宁小堡，杀获亦略相当，我师未为沮屈。河东供军烦扰百姓，盖转运使处置乖方，安抚司曾不处画，河东既远，本司闻之后时，即令蠲除，使民安业，自陕以西，则未尝令民出力。今德音与减二年科配，亦虑朝廷不知本司元无科配而然。况庆州叛卒已就禽灭，关陕雨足，二麦向丰，流庸渐复，陛下但遣忠实可信之臣察访考验，必不敢诬。今德音谓使人至此，咎在朕躬，必恐内外臣僚有奏陈过当，惊动明听者。陛下方欲威服西戎，国家事力何尝困弊，而遽有劳民构患之诏布于西路，若流闻贼境，则是过自形见中原虚实强弱之势，臣恐西贼哀鸣求和之意或且中辍，彼又知朝廷将来不复出师，则今秋并兵入寇一路，凭陵侵轶，何以枝梧？臣近乞面奏边事，欲禀议攻守大计。今陛下已谓听任失当，则臣虽复言必不见用，见于缘路待罪，望早赐责。臣一身去就，了不足惜，所惜边防大事，陛下如此主张。臣竭赤诚报国，而为内外浮论所摇，猝然挠罢，不得毕其始谋，自今孰敢奋身当责以抗强敌？其偷安窃禄之人，必坐视臣辈被谤蒙耻，进退无路，自以为得也。」
又言：「诸将攻讨，斩获招降不少，况荡平和市，焚毁村族甚多。今西贼一二百里之外方敢住止，使其弃失庐井，老小流寓，已废春耕，不为不困。彼虽时出兵马，弱势已露，荒堆、怀宁之战又复败北，独抚宁被害，若以全体较之，则胜负可见。今朝廷不以兴师为功，使武将悍卒宣力立事之人，莫不解体，何以激励士气，惟偷惰者必自得也。」绛奏至已贬。
初，朝廷命绛宣抚，面授攻守二策，而枢密院不知，文彦博意绛密受上旨，恐无功，并任其责，奏请为画一以付绛，而无发兵约束。王安石亦乞不预边事，西讨方略一以委绛。韩绛言伏睹德音至西讨方□一以委绛。朱本签帖云：绛章文过，不曾施行，并削去。今依新本仍存之。
绛得空名告身、宣暣及锦袍、银带，抚纳降附。入陕西境散钱与乞人，至边尽召蕃官、蕃部厚赏犒之，军士皆怨恨。又夺骑兵马，曰「此辈不能战」！以与蕃部，有抱马首而号泣者。专任种谔及王文谅等，调发仓卒，人不堪命。贼出兵争抚宁堡，陷之；急攻啰兀城，诸路出师牵制，庆州兵再出，遂作乱。朝廷忧之，乃罢兵，弃啰兀城、抚宁。学士院草责绛制，初云「擅兴征师」，上以为非，「擅兴」改曰「暴兴」，以绛实得旨出师，而措置乖方，故贬。王安石言陛下固未尝许韩绛以智□，见五月二十六日。又言陛下待臣与韩绛皆欲以事为己功，见五年正月二十四日。
上与王安石论保甲事，以为诚有斩指者，中官历十三县探麦苗问得如此，然百姓亦多会得见。习射九岗，去帖子常甚远者亦相劝，以为若捉得贼，官必有酬奖。又曰：「得大户作都副保正【一六】，自言管辖景迹人，若便废罢，即却被景迹人绚害。此极是好法，要当缓为之。」诸县官吏多不能称人意，上以为当以渐，只委知县为之。安石以为知县多非其人，不可委，上曰：「如此，则罪知县可也。」安石曰：「令选人为之，尚不免违失法意致惊扰。若委知县为之，其致惊扰但有甚于选人。及其惊扰已甚，乃始罪之，恐已无及。且奉行法令不能称人意，便加之罪，此陛下所未能行于朝廷也，如何遽责赵子几辈行之于州县？」安石又为上论保甲：「致人斩指，亦未可知。就令有之，亦不足怪。以朝廷所选士大夫甚少，陛下一有所为，纷然惊怪，况于二十万户百姓固有愚惷为人所感动者，岂可以此故遂不敢一有所为？说命曰：「若药不瞑眩，厥疾弗瘳。」苟欲瘳疾，岂能避瞑眩，今保甲所惊者，畏为义勇、保捷而已。就令尽刺为义勇、保捷，陕西、河东固尝如此。」上曰：「如此则恐不便，须致变。」安石曰：「陕西、河东未尝致变，则人情可知，岂有怕为义勇即造反之理？」上曰：「民合而言之则圣，亦不可不畏【一七】；自上制法以使之，虽拂其情，然亦当便于民乃可。」安石曰：「今保甲固疑有断指以避丁者。然臣召八乡人问保甲事，皆以为便。则合众赤论之，固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