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得车二千，得尸三万，以为二京。’《孔丛子·顺势》：‘齐攻赵，围□丘，赵使孔青师五万击之，克齐军，获尸三万。’即记是役，孔青亦即孔屑。
［八０］《竹书》云：烈公十二年，王命韩景子、赵烈子、翟员伐齐，入长城。《水经·汶水注》
案：《吕氏春秋·下贤》：‘（魏文侯）故南胜荆于连堤，东胜齐于长城，虏齐侯，献诸天子，天子赏文侯以上闻。’与《纪年》所记为一事。翟员即上条之‘翟角’，魏帅。晋烈公十二年当魏文侯四十二年。时三晋之中，文侯最强，此役实以魏为主，故《吕氏春秋》仅举文侯。金文有《○羌钟》铭文为：‘唯廿有再祀，○羌作戎，厥辟韩宗○率征秦迮齐，入长城，先会于平阴。武侄寺力，○敚楚京。赏于韩宗，命于晋公，邵于天子。用明则之于铭。武文咸刺，永○毋忘。’（《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页二三四）此‘廿有再祀’为周威烈王二十二年，当晋烈公十二年。据前条，晋烈公十一年当齐宣公五十一年；又据《史记·六国年表，齐宣公五十一年当周威烈王二十一年，则威烈王二十二年正当晋烈公十二年，《纪年》与《○羌钟》所记全合。○羌，韩将。所谓‘赏于韩宗’指韩景子，‘命于晋公’指晋烈公，‘邵于天子’指周威烈王。由《纪年》可以释《○羌钟》之文，由《○羌钟》亦可以证《纪年》之确。
［八一］《纪年》……作景子，名处。《史记·韩世家》索隐
案：《史记·韩世家》：‘十六年，武子卒，子景侯立。’索隐：‘《纪年》及《系本》皆作景子，名处。’诸本皆作‘处’，明凌稚隆本、清殿本改作‘虔’（见《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卷四五页八）。《史记·六国年表》及《韩世家》皆作‘虔’。《史记》作‘景侯’，名‘虔’，《纪年》、《世本》则作‘景子’，名‘处’，与之异，索隐之释本在于此。如改为‘虔’，与《史记》同，则与索隐原意不合。《存真》、《辑校》作‘虔’，非是。现从《存真》、《辑校》列于晋烈公十二年。
魏 纪
［一］按《纪年》：……（燕）简公立十三年，而三晋 命邑为诸侯。《史记·燕世家》索隐
案：《存真》、《辑校》列于晋烈公九年，《订补》云：‘当在晋烈公十三年。’案应列于魏文侯四十三年。
《太平御览》卷八七九引《史记》云：‘晋烈公二十三年，（诗铭案：《存真》、《辑校》作‘二十二年’，未详何据。）国大风，昼昏，自旦至中。明年，太子喜出奔也。’《存真》、《辑校》入辑，以‘今《史记》无此文，当出《纪年》’。《辑校》云：‘《史记·晋世家》索隐引《纪年》：“魏武侯以晋桓公十九年卒。”以武侯之年推之，则烈公当卒于是年。（诗铭案：即二十二年。）烈公既卒，明年，大子喜出奔，立桓公，后二十年为三家所迁。是当时以桓公为未成君，故《纪年》用晋纪元盖讫烈公。明年，桓公元年，即魏武侯之八年，则以魏纪元矣。《御览》引晋烈公二十二年，知《纪年》用晋纪元讫于烈公之卒。《史记》索隐引魏武侯十一年、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六年，而无七年以前年数，知《纪年》以魏纪元自武侯八年后始矣。’《辑校》以《御览》所引《史记》为晋纪最后一条，其下即为魏纪。《存真》亦引《史记》此条，云：‘误衍一“二”字。’列于晋烈公十二年，因以魏纪始于武侯元年’。案所引《史记》决非《纪年》，原作‘二十三年’亦非‘二十二年’，详本书附录，不足以证魏纪起于何时。《晋书·束皙传》：‘三家分［晋］，仍述魏事。’束皙亲预整理之役，当以其言为可据，魏纪应始于晋烈公十三年，即本条燕简公十三年‘三晋命邑为诸侯’条。此说本甚分明，然以《存真》、《辑校》误系此条于晋烈公九年，复见其后尚有烈公十一年、十二年诸条，遂避而不论，徒兢兢于魏武侯元年或八年为魏纪始年之争。至于杜预《春秋经传集解后序》所谓‘晋国灭，独记魏事’，盖以晋桓公之前，《纪年》仍记晋事，以后方独记魏事，与诸书所引《纪年》之文亦合。《纪年》魏纪应从魏文侯四十三年开始，当周威烈王二十三年、晋烈公十三年，即《资治通鉴》之第一年，旧时所谓战国之始。
［二］《纪年》齐康公五年，田侯午生。《史记·田敬仲完世家》索隐
案：《存真》列于晋烈公十二年，盖误以齐宣公卒年当烈公七年，见上。《辑校》改列于烈公十六年，是。此应列于魏文侯四十六年。
［三］《纪年》云：（魏文侯）五十年卒。《史记·魏世家》索隐
案《存真》、《辑校》列于晋烈公十五年，误。案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六年，逾年改元，为敬公七年。敬公在位十八年，幽公亦十八年，合共三十六年，减六年则为三十年，是烈公元年为文侯之三十一年。由此下推十九年，文侯五十年卒时应在烈公二十年。
［四］按《纪年》云：（魏）武侯元年，封公子缓。 《史记·魏世家》索隐
案：《存真》云：‘公子缓，武侯之子、惠成王之弟公仲缓也。’列于魏武侯元年。《辑校》以为系‘当作惠成王元年’，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