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征华税三十两，厘捐二十两，是征之洋商者，仅有三十两，其余五十两，皆征之华商与洋商无涉。由总理衙门照会威使，始不能辩。续据总税务司赫德在京呈递清单，内称：洋药抵中国者，每年约有七万箱，收厘太重，即起保私偷漏之端。现议有两法：一则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百斤六十两，完税后，准往各处，不复另征别税；一则进口时，按则征收洋税三十两，再征华税十五两，准在通商之本府所属境内，不再加征，一出本府之境，应听凭地方官随时设法办理。
就王大臣谓洋药一入内地，总以由中国任意征收为是。赫德言：“今上海办法，并无起色，如照单办理，征洋税三十两，华税十五两，犹恐不无走漏。是以到香港者虽有七万箱，而单内可稽者，约只六万箱。若照内地办法，另征税银三十两，厘捐二十两，窃虑有名无实，收税愈重，走漏愈多，恐所征者，尚不如每百斤仅征四十五两之多。”经王大臣等奏请将单发南北洋通商大臣妥议。又据赫德另呈洋药一款，内称广东省城设有洋药厘捐总局，如先在局纳厘五十两，即无庸在关完纳正税。
亦经总理衙门行文入粤，仍照原议，洋商交税，只准在海口销卖，不得运入内地。其卖与华商后，如何征收税厘之法，洋商不得过问。又议定土货复进口，应听中国纳税抽厘，即使洋商影射销售，而征税征厘，悉与华商无别云云。于是外洋无从取巧，而各口走私偷漏之案层见叠出。广东一省为尤甚。窃以为威妥玛之争，欲便其洋药商人，厘轻则利重，此其私心执约以拒是也。若赫德总司税务，予夺出自中国，其论收税愈重，走漏愈多一语，诚有至理。所请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百斤六十两后，不再征，正以救进口后走漏之弊，惜其时初用洋人，未能据信其言。
然税厘由关并征，即根于此也。印度运来洋药，以香港为总汇所，地既属英，我不能设关以征其税，而斤件固可稽其数。故赫德单内，有每年七万箱之语，但就六万箱计税，则其余皆走漏者也。单内详其漏税之口，以粤东为最，福州、厦门次之。香港系中国无税之口，四面皆海，离岸不远，而粤东水程多歧，因此大小各船均可到港。洋药物小价贵，偷漏难防。
其自香港运入粤境，亦非外洋船只，类多各乡村渡船、渔船，或贩私盐船，更有官设保私之巡船，不难指名。若有海关巡船往拿，则开枪炮抗拒，不遵查验。漏税之多，即以粤海一关而论，一年便有五十万两，则几二万箱矣。又据单内，照其所定每箱税银四十五两估计，各口每岁之税额，天津、牛庄、登州洋药，以每年二千箱算，应纳税约八万两；上海、长江一带以三万余箱算，应纳税约一百五十万两；福州以四千五百箱算，应纳税约二十万两；厦门以三千二百箱算，应纳税约十万两；
广州以一万二千箱算，应纳税约五十万两；潮州以一千八百箱算，应纳税约八万两。此外台湾琼州、宁波等处，亦约有数千箱。此六万余箱洋药抵中国，各口税则之可考者也。赫德又以内地人之做洋药生理者，窑口一也，行户二也，烟馆三也。自许民间买用之令下，则与百货之开张者无异，而稽查税则势不能不设法办理。故单内言欲做此等生理者，须先赴关呈明，拟在何处开张洋药店铺，请领字号招牌，并颁给准充执照，方许开张。凡给照者，应以一年为限。
请领准照之人，应分别窑口、经纪、烟馆三项，照内注明某项应纳银若干。若在通商港口请领执照者，无庸拘定限额，以符条约。又后开另款，内称：在上海做洋药生理，应由户部行文地方官，出示禁揽包揽霸市。
但验明有准照者，均随意在栈房或在趸船，不论与外国何人置买洋药等语，此亦惜未能行者。
光绪二年，英官马嘉理被害事起，英公使威妥玛会北洋通商大臣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于七月二十六日在烟台议立条款。其第三端洋药一项，威使议请本国准为另立办法，与他项洋货有别，令英商于贩运洋药入口时，由新关派人稽查，封存栈房或趸船，俟售卖时，洋商照则完税，并令买客一并在关输纳厘金，以免偷漏。其应抽收厘税若干，由各员察看情形酌办。
威使上之英廷，议久不决，下印度总督核议。非英廷之难决也，盖印度度支赖是项税款者，十之三四，虑一经议定，中国既于海口重加其税厘，内地复随意抽收，于贩卖商人有所不便，即于印度进款有所不便，而于英廷尤有不便。印督中于商人之言，英廷复中印督之言，且烟台条款有益于彼者，已尽行之，此事遂置不理。其谓久议不决，特饰词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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