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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7-鸦片事略-清-李圭-第14页
，总由内地民人逞欲玩法，甘心自戕，以致流毒日深，如果令行禁止，不任阳奉阴违，吸食之风既绝，兴贩者即无利可图。该大臣现已起程，著于回任后，统饬所属，申明禁令。此后，内地官民，如再有开设烟馆及贩卖烟土并仍前吸食者，务当按律惩办，毋稍姑息。特不可任听关吏人等过事诛求，致滋扰累。总之，有犯必惩，积习自可渐除，而兴贩之徒亦可不禁而自止矣。
方五口之通商也，外洋出入之货，多定以税则，载入条议，惟鸦片以新例初颁，衅端由是而起，既不便申明前禁，又不便擅定税章，遂置此项于不议。各洋商历年进口之货，以此不入税者为大宗，而吸食兴贩之徒，竟明目张胆以趋附。印度鸦片之税，岁增至八千余万卢卑。窑户居奇，关胥中饱；国课支绌，军饷浩繁。咸丰五六年间，东南各省奏请抽厘充饷，始自江苏之上海，定以每箱二十四两，以二十两归入军需支拨，四两为办公经费。其后粤匪窜入闽界，闽督奏请援照江苏从权办理，复以军饷紧迫，向洋商贷银五十万，约以扣税归款。旋经兴泉永道出示，定以每箱洋银四十圆外，加费八圆。浙之宁波，有本地行栈与洋商往来，议定箱价，愿赴官包缴月厘。其他若江西之河口，安徽之屯溪，皆以此为厘金大宗。其征税，则始于咸丰九年。
先是，八年，上海会议《通商税则善后条约》，钦差大臣大学士桂良等与英、法、美三国公使额尔金等面议，谓税则内所定出口进口之货，均按照百中抽五以为则。惟查洋药系例禁进口之物，现因定税弛禁，通融办理，应与各货分别征收，另立专条，以示限制。三国皆以为然。乃于《上海税则善后条约》第五款内开：向来洋药不准通商，今稍宽其禁，听商遵行纳税贸易，准其进口，每百斤纳税银三十两。惟该商只准在口销售，一经离口，即属中国货物。只准华商运入内地，外国商人不得获送。即《天津条约》第九款所载，英民持照前往内地通商。又二十八条所载，内地关税之例，皆与洋药无涉，其如何征税，听凭中国办理；嗣后遇修改税则，仍不得按照别货定税，止准照新章买卖，敢违此例，所运货物，全罚入官等语。浑其名曰“洋药”，以昔年原照药材上税故也。当经王大臣等会户部议奏，略言洋药一项，除系官员、兵丁、太监人等照例治罪，又私售藏奸聚集者照聚赌例治罪外，其余民人概准买用。凡外洋及内地客商在各省关口贸易者，均照酌定税则。上海一口，议定每百斤税银三十两；所有各海口及天津关，均系一水可通，再内江河面凡船只能到各税关口者，均请照上海一律输税。至崇文门及各省由旱路转进者，均请每百斤减税十两，作为脚费。
一切缉私章程，均照各关税口，毋庸另立条款，以归简便。各省关口，于所征此项税课，不必归入各关岁额报部。自接到部文之日为始，三个月将所征税银两簿，一面报部，一面起解交库，不准奏留拨充用项。其民间买用，于九年三月初一日，出示晓谕，一月以后，悉照新定条例一体遵行。奉朱批：依议。
于是鸦片之禁大弛。其列入税则也，人多谓英人利己损人，不顾公论，强请而后允。访之局外人，不尽然也。盖当日粤中互市定例，以货易货，不得易银出洋。彼以洋布、呢羽易我丝茶，商情多不踊跃，示以鸦片，则争先恐后。嗣又屡以鸦片违禁肇衅，虽逐其趸船至外海，而奸徒偷运如故。英人见我嗜之甚，遂谓与其以是肇衅，曷若量请弛禁，尚可保承平，敦和好。是此次之入税，亦我华人先有以召之也。
考洋药按百斤征税三十两，原系征之海口，征之洋商，今约内声明一经离口，即是中国货物，则此后运入内地之洋药，皆系征之华商，与洋人无涉。其征之华商者，听中国办理，须照内地逢关纳税，遇卡抽厘章程。各省惟海口三十两之税一律照办，余则收税收厘，应酌量情形，随时随地，或增或减，悉听中国，外国不得干预。乃上海方按章程举行，而英国驻京公使威妥玛报称上海设局抽厘，于进口税银三十两外，另收银五十两，与条约内明文不符，商民不便。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王大臣行文江苏，旋准咨覆，洋药进口，每百斤征洋税三十两，售与内地商人，征华税三十两，厘捐二十两，是征之洋商者，仅有三十两，其余五十两，皆征之华商与洋商无涉。由总理衙门照会威使，始不能辩。续据总税务司赫德在京呈递清单，内称：洋药抵中国者，每年约有七万箱，收厘太重，即起保私偷漏之端。现议有两法：一则进口时，征一次重税，每百斤六十两，完税后，准往各处，不复另征别税；一则进口时，按则征收洋税三十两，再征华税十五两，准在通商之本府所属境内，不再加征，一出本府之境，应听凭地方官随时设法办理。就王大臣谓洋药一入内地，总以由中国任意征收为是。赫德言：“今上海办法，并无起色，如照单办理，征洋税三十两，华税十五两，犹恐不无走漏。是以到香港者虽有七万箱，而单内可稽者，约只六万箱。若照内地办法，另征税银三十两，厘捐二十两，窃虑有名无实，收税愈重，走漏愈多，恐所征者，尚不如每百斤仅征四十五两之多。”经王大臣等奏请将单发南北洋通商大臣妥议。又据赫德另呈洋药一款，内称广东省城设有洋药厘捐总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