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何以遗子孙）。翌晨谒巡抚辞差，且言无论何处厘差，皆不敢奉委。王公诘之，余曰：‘从未办此，恐贻误耳。’王公曰：‘能任地方，反不能任厘差耶？’余曰：‘地方官虽虑为书役所蒙，然尚能自主；厘差分卡多司丁众，相信既寡，保无为所累耶？’王公曰：‘厘差有弊不愿任耳？’余曰：‘厘差月薪数十金，而名调剂优差，是纵之舞弊也，断不敢任。’王公曰：‘君所见甚大，容与藩司商之。’比谒藩司邵公积诚，述如王公问答之言，而辞益坚。
邵公曰：‘求厘差者多矣，君何辞焉？’余曰：‘求者既多，何不可辞之有？’邵公曰：‘如以厘差有弊，君不舞弊，不更佳乎？’余曰：‘一人不舞弊，本局及邻局员司无不疾亲〔视〕之，是处危地也，是尚可一朝居耶？’（总局无主持者，外局何能办。）邵公曰：‘君亦效他人所为竣差竣以所得归诸公，有何不可？’余曰：‘蹈常习故，非心所安；倘有变端，安能自白？’反复言之，迄未允。次日复固辞，邵公曰：‘既声明全省厘差皆不就，知府班只善后厘金城防三提调，皆瘠甚，奈何？
’余曰：‘优瘠非所计也。’邵公曰：‘是三差皆有人，一时无可委。’余曰：‘既请开缺，岂尚觊他人之差。’邵公乃陈诸巡抚，改委王君德昌赴安顺。”此述贵州厘金之积弊，妙在大吏即名弊薮为调剂优差，盖他省亦比比皆然，其习焉而不知其非也久矣。
张氏旋任厘金总局提调。同卷《整顿贵州厘金》云：“贵州厘金，藩司主政，臬道会衔，提调驻局办事。丁酉六月，余奉委提调。先是，余声明不任厘差，总局则董其成，不自收捐也。巡抚王公曰：‘藩司首府均言贵州厘金整顿已无余地，不能有起色也，君调若何？’余曰：‘收成不歉，用人必公，赏罚精严，仍无起色，提调之过也。’王公曰：‘任君所为，应定何章为善？’余曰：‘章程固善，患不能行耳。增收奖赏之章，早经停止，不可不复，薪水亦应酌增。
’王公曰：‘可照办。’余曰：‘厘金系藩司主政，俟往商之。’乃谒藩司邵公，详陈是说。邵公曰：‘定功过，严赏罚，不循情，均可照办；奖赏增薪，应从缓酌定。’余友复陈说，邵公终以缓商为词，余乃语王公曰：‘操之过急，恐生意见，惟有渐以行之。’乃申明约束，通行各分局。三阅月后收数有增。王公曰：‘已效矣。’余曰：‘此小效耳。’王公曰：‘尚有大效乎？应若何办？’余曰：‘欲取之，必先与之，用人之力，应恤其私。藩司惜费，不遽允增薪提赏，其实增薪所费无几，而可安办事人之心；
增收提赏并无所费，而可收其效。
且不使之俯仙〔？〕有余，而迫之趋于舞弊，亦非造就人才之道也。’王公亟称善，促速行之。余曰：‘俟与藩司商。’乃复商诸邵公，始允提赏，而增薪仍以从缓为言，甫及一年，几倍原额云。”成效之著，由于见理之明，用人之力。应恤其私云云，实通论也。
其任南京厘局总办，先之以奉委密查厘捐情事，局卡之弊，于卷下《查金陵厘捐》一篇可见也。据云：“壬寅六月，入都引见，将赴苏。鲁抚周公馥奏调山东，以屡病，于甲辰秋仍赴苏，适周公署江督。十一月十八日面授密札，饬带员司往查金陵所属厘捐，事秘甚。时奉委查盐务者，皖岸则欧阳君述，西岸则陈君际唐，湘鄂岸则秦君秉礼，人辄知之，独不知余所查何事，有见询者，答以查案而已。
始出至镇江，访询数日，雇民舟按日给值，勿问所之，遂入瓜州口，过扬州邵伯，遍里下河至通州，由芦泾港附轮舟至上海，转火车至吴淞，复自上海附轮舟至海门，历靖江，乘舟至泰兴，易小车至马甸。是日雨路泞滑，车不易行，留仆人于马甸，择车夫健者御余以行，未几亦困，乃徒行至口岸镇。次日附小轮舟过马甸、三江营等处。至镇江易民舟，而别派员至高宝，时已十二月十有六日矣。
方余之遍历各处也，或称访友，或伪商人，酒肆茶楼，游迹几遍，所至见舟人商贾，辄促膝倾谈，或附货舟，经局卡，亲见司扞之需索，舶户之隐瞒，而不勤之弊，为害亦巨（地方官亦习于逸怠于事者居多）。委员深居，司扞疲滑，日已出而高卧，日未入而锁档，下票风行，漫无顾忌，常关之弊，抑又甚焉。复自十二圩泗源沟至大河口，而奇变始作。初日潮州商人萧英如者，自六合运豆饼四百二十二石过大河口，舶户王姓为报捐，萧继至查捐票填六百四十四石，乃咎舶户之浮报。
舶户曰：‘十三即已运至，先扞八百石，告以实数，迭次哀求，迄不允。今日复兴辩论，乃将吾捆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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