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若以竹编篱两层，中离五六尺，实以沙，其御枪炮捍铁骑与土垒何异，如是连屯五六垒，作诸军之传舍，分起开拔，无虑数十万众可从容渡也。两岸有战事，官军或迎截我前，或迫追我尾，得此沙营作中权，前后接战，都为有根。
今已秋深，无山水，崤函之固安在哉。’马变色瞠视，击案称奇计。果敏急乱以他语，夜谓余曰：‘何与此辈谈兵？’余曰：‘彼军分心涣不虑有他，惟降将半伪王侯，马尤志大，使知才如区区，官不逾四品，众不满三千，其奢望可稍遏耳。’嗣遣降众，留千人，予马游击衔，为两营分统，帖然无言。”
又《追降黄文诰纪略》云：“……僧王之马军自正路追至，余使迎告之曰：‘贼已降皖军矣，吾且引之谒王，他军丝毫不能凌犯。’寻晤其将都统恒龄，且告曰：‘贼尽于此，毋事再进。’众骑兵素知余军，惟目送而已。申刻同英果敏谒王于村外，跪黄于下，略询数语，顾谓余：‘彼众屯何处？’余指前山对，王立而视曰：‘不止万人。’余急曰：‘妇弱居半。’王含怒曰：‘反十余年，一朝势败投降，太便宜。’少间又曰：‘嗣后汝等勿得擅受降。’余唯而退，果敏亦携黄出。
余私谓果敏曰：‘适言公闻之乎？’果敏曰：‘王虑人骄功冀赏，故作是语耳。’余曰：‘不然，我有隐忧也。王素吝保举，慎名器，每曰，臣子报国分内事，故各省客军佥畏而不爱。又尝曰，反叛罪重，不以一日乞怜赦其滔天大恶。凡此等论似正大，而实则偾国之兆也。奈何？’果敏曰：‘日内王且入鄂矣，彼绕截其腰，我厄其项，贼虽百万，可坐而降之矣。’越二日，忽有驻军不行之议，大局为之一变。噫，数矣哉。”此为关于捻乱之重要史料，深资征考者也。
他书记僧格林沁事者，如薛福成《庸庵文编》卷四《科尔沁忠亲王死事略》云：“……科尔沁忠亲王视师……威声赫然震中原，既而追捻寇于光黄汝邓之间。……一日王先其大军，自率亲兵数千，与贼十余万夹水而军。贼久怖追军，无所掠食，步贼足皆肿裂不能行。会薄暮，未测我军虚实，愿就抚。总兵陈国瑞为之关说，已有成言矣。
贼先遣二渠来谒王，王见贼渠怒甚，语未半，趣命斫之。贼众大惊，皆散走，迸入山东境，王益疾追。当是时，官军与贼皆重趼羸饿，环寒暑不能休息，势助俱踣。……”盖于其致败而死之由，似亦颇咎其戮降渠。事可合看。
至僧格林沁以洪杨起广西深憾敌之籍隶广西者，按李秀成供状有云：“自翼王出京之后，杀东北王之后，至蒙得恩手上办事，人心改变，政事不一，各有一心，主上信任不专，因东、北、翼三王弄怕，故未肯信外臣，专信同姓之重。那时各有散意，而心各有不敢自散，因闻清朝将兵，凡拿是广西之人，斩之不赦，是以各结为团，未敢散也。若清朝早肯赦宥广西之人，解散久矣。”曾国藩同治三年七月初七日所上贼酋分别处置粗筹善后事宜折有云：“李秀成……又力劝官兵不宜专杀两广之人，恐粤贼愈孤，逆党愈固，军事仍无了日，其言颇有可采。
”一时情状，并足同览。
史氏谓僧格林沁吝保举、慎名器，其《记军营保举》一则又有云：“咸丰中年军营保举甚重，而文员尤难，至不在事而列名者殊罕见焉。自同治甲子南京保案逾万人，风气一开，后遂不可究诘，不忍置论矣。其时惟僧王最惜名器，寻常逐北，仅予奖谕，非擒渠肃清如张乐行，苗沛霖诸役，莫克膺赏。念随征三省，宁于奏调折中极切褒誉类明保，而卒未予进一阶，营官以下可知矣。”僧格林沁之督师，以藩王握钦符，贵倨，与共事之帅臣疆臣等（貌敬而意不然之）多不睦，观史氏所记，英翰即深以对待僧格林沁为苦也。
赵国华代阎敬铭撰《丁文诚公墓志铭》有云：“有述其轶事者曰：公始至东，忠亲王方蹙淄川贼，王向见督抚两司不设坐，公至门，谓同役国家事，坐则见，不然勿通，左右大惊。王闻之，遽加礼焉。闻者称公并贤王也，其实微公无以成王之贤也。”（丁之官山东，由按察使始，后历布政使而至巡抚。）如所云，邸帅尊严，竟至不为督抚藩臬设座，其骄倨亦甚矣，宜和衷之难也。邓辅纶《刘武慎公年谱》卷二同治六年丁卯追叙同治二年癸亥以直隶总督临军时事云：“初，公之甫抵大沽也，即遵敕赴营接任视事。
……僧邸以马队蹙贼，攻破山东冠县老巢，而各逆匪首反驱之入直，尽为直步队生得。朱登峰者，宋景诗逆党中匪目也，为直军擒获，僧军佐领持亲王令汹汹来索，日三四至，直军不欲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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