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京县知兵马当列于御史给事中之上矣。”孝庙以沂故违成宪，下锦衣卫狱治之。
初，占城国王古来为安南所侵，携家至广东。朝廷命处置优恤之，送还国。且谕安南戒勿侵扰。古来既返国，复移咨两广守臣，谓：“安南仍肆侵占，乞如永乐时差官督兵守护。”事下兵部，覆奏言：“永乐时遣将发兵，乃正黎季犛弑逆之罪，非为邻境交恶之故。今古耒国土已亡而复存，部落已散而复聚，皆天威所致。古耒亦宜自强修政，抚恤部落，保固疆圉。仍与安南捐弃小嫌，敦睦如故。若不能自强，专仰朝廷发兵远戍，代之守国，古无是理。”孝庙从其议，乃以此意宣谕古耒。
旧制，殿试毕次日读卷，又次日放榜。弘治三年，大学士刘吉等言：“时日迫促，阅卷未精。请再展一日，至第四日放榜。”至今为例。
南京礼部尚书黎淳性耿介，患流俗奢侈。凡婚丧燕饮皆有则，取予不苟。有门生尹华亭以红云布寄淳，淳不受。即书其封识上曰：“古之为令，拔茶植桑；今之为令，织布添花。吾不用此妖服也。”
弘治三年，户部以水旱灾，请免直隶等处夏麦秋粮。孝宗曰：“国赋固有定法，然岁有凶丰。凶岁义当损上益下。若必欲一概取盈，仓廪则实矣，如病民何？奏中所拟悉从之。仍谕有司，贫民各沾实惠。”
弘治时，山西沁、潞等处屯田被水灾不及三分，例不免粮。孝宗以其民饥困，方发仓赈济，不可复征，特免之。
弘治三年十一月朔日，遇冬至节，改望日颁历。
提督会同馆主事，是弘治五年春所设。盖因其时馆夫有盗夷人财物者故也。
弘治五年，大学士丘濬言：“经籍图书，载万年百世之事。今世赖之以知古，后世赖之以知今者也。太祖于未登宝位之先，即求遗书于至正丙午之秋。一时储积，不减前代。永乐中，尝遣修撰陈循往南京取本阁所贮古今书籍，各取一部北上，余悉封识如故，是两京皆有储书也。今历年既久，不无鼠蠹，经该人众，不无散失。乞敕阁臣委学士以下官一一比校，要见实在的数，明白开具奏报。仍以木刻考校年月，委官名衔，为记识于每卷之末，永远存照。仍敕南京礼部、翰林院官查盘永乐中原留内府书籍有无多寡全欠，具数奏知，量为起取存留，分派凑补。
又请于文渊阁近地别建重楼，不用木植，但用砖石，将累朝实录、御制玉牒及干系国家有大事文书，盛以铜柜，庋于楼之上层。如诏册、制诰、行礼仪注、前朝遗文旧事，与凡内衙门所藏文书可备异日纂修全史之用者，盛以铁柜，庋之下层。每岁曝书，先期奏请，量委翰林院堂上官一员晒晾查算，事毕封识。内外大小衙门因事欲有稽考者，必须请旨，不许擅自开取。”孝庙嘉纳之。
旧例，漕运船，松木者五年一造，给价六十一两九钱；楠木者七年一造，给价七十七两五钱。俱军三民七出办。乃后则渐求增加，非复当时之例矣。
弘治五年十二月，命礼部榜谕天下。今后敢有私自净身者，本身并下手人处斩，全家发边远充军。两邻及歇家不举首者，同罪。里老容隐者，亦治罪不宥。
弘治六年闰五月，太常少卿兼侍讲学士李东阳言：“讲官官不必高，所贵实任。苟非其人不宜滥置，既授之任，必重其官。近日讲官小有遗误，遽遭纠劾，荷蒙圣恩，时置不问。朝廷优之以讲道之礼，而有司律之以奉事之仪，自开设经筵以来，未尝有此。臣伏睹累朝所定仪注，止有侍仪官御史二员、给事中二员、序班二员，无所谓纠仪者。先帝临朝极严，御史等官奏对，不敢毫发纵贷，即如大学士陈文、侍讲周良臣等进讲，差错不闻纠劾，朝廷亦不以责纠劾之官。
请自今凡进讲差错者，勿得纠劾，以仰成陛下优礼儒臣之盛意。”孝庙从之。
弘治间，命太监李兴等修浚张秋河道。各官初至，祭河神，天气阴晦，帛不能燃，似焚不焚之处，宛然人面，耳目口鼻皆具，众共骇叹。副使杨茂元奏闻于朝。亦甚异也。
弘治八年三月，山东抚按奏黜老疾不谨等官。孝庙谕吏部曰：“到任未及二年者，姑留办事。人才能否，须历任稍久方见。今后有如此奏黜者，本部酌量再奏。”
大学士徐溥，以禄赐所入，于原籍宜兴县仿范仲淹之意置义田若干亩，岁收租税，以助族人婚葬之费。定为家规，传之子孙。恐条约不关于部曹，数目不籍于郡邑，人心难合而易离，义事难成而易败，异时子孙，或视为度外，则不禁乡邻之侵，或认为分内，则或启族人之讼。乃言于朝，乞敕户部将所置义田文册，用印钤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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