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稍缓则泰然,以为无事,是与古异矣。臣谓火筛小王子不足畏,而今之嬖幸乱政,功赏不明,委任不专,法令不行,将不用命,边圉空虚,民心离散,深可畏也。”此语在今时尤甚。
京官旧例,十年一考察。弘治时,以南京吏部尚书林瀚言法太阔略,始定六年一考察之例。
南京各官旧张伞,弘治时为御史郭所劾,命城中许张油伞,不得用凉伞。
内阁旧无赐蟒者,弘治十六年,特赐大学士刘健、李东阳、谢迁大红蟒衣各一袭。赐蟒自此始。
弘治时,苏州府崇明县民顾孟文家鸡伏卵,所出者猴头而人形,长四寸,有毛能动而无声,亦毛孽也。
孝庙一日坐暖阁,召大学士刘健等至,出大同镇巡官本,谓之曰:“我边墩台,贼乃敢挖掘,墩军皆我赤子,乃敢杀伤,彼被杀者,苦何可言?朕当与做主。京军已选听征二万,须再选一万,整理齐备,定委领军名目,即日启行。”健等对曰:“皇上重念赤子一言,社稷之福。然京军亦未宜轻动。”谢迁曰:“边事固急,京师尤重。居重驭轻。亦须内顾家当。”孝庙犹未释然。李东阳曰:“北虏与朵颜交通,潮河川、古北口甚为可虑。若彼声西击东,而我军大同,未免顾彼失此。须可待其定,徐议所向耳。”孝庙曰:“此说固是,今亦未便出军。但须预备停当,待报乃发,免致临期失误。”皆对曰:“圣虑甚当。”乃选京军三万,令兵部推委领军官。孝宗之留心边事如此。
孝庙曾命工部待郎李鐩等经略边关,召至暖阁,面谕之曰:“边关事重,尔等须用心整理,官军少处,即为增补;官员不职者,奏来处治。务图经久,不可虚应故事。”圣意惓惓如此,群臣安敢有不尽心者?
孝庙召大学士刘健等至暖阁,谕之曰:“昨令李荣来说日讲,时讲官说‘陈善闭邪’,陈字解作陈说,未明,止作敷陈乃可耳。”健等奏曰:“昨李荣又言以善道启沃他,他字不是,诚如圣谕。”曰:“他字也不妨,昨偶言及此,意以为不若启沃之更好,然不必深计。大抵讲书须要明白透彻,直言无讳。道理皆书中原有,非是纂出,若不说尽,也无进益。且论思辅导之职,皆所当言。可传与讲官,不必顾忌。”
孝庙御暖阁,召大学士刘健等,谕之曰:“户部覆处置流民事,起用侍郎何鉴,何以不会吏部?”健等对:“凡系本部承行事,从前亦间有径推者。”曰:“此前人不是,吏部铨衡之职,推举人才,乃其职掌。若使会推,他日不称,亦无后词。”孝庙之明习国事如此。
武宗初即位,兵部言:“各门门官太多,科占军士,请遵诏旨,一切裁革。”命皇城四门仍旧,其余各门,自今以四员为则,不许增。著为令。
弘治十八年十一月,兵部奉敕清查腾骧四卫军士诡冒食粮者一万三千九百有奇,皆发原卫及京营操练。自后内臣所进勇士,必兵部验送而后廪之。五年复籍其人而核其数。著为例。
正德元年十月,部议:文职升俸终身带支者,但照原官品级上支。如由正七品升俸,则终身止加从六品俸,后复升官,不得随品加支。
正德初,禁官员人等勿得用玄、黄、紫三色,民庶之家不许用纱罗纻丝。
正德初,令京官三品以上用大扇,四品以下止许用撒扇遮日。
正德初,凡忤刘瑾意者,辄下锦衣卫窘辱之。有指挥牟斌者,独留心善视,瑾怒,杖之阙下,勒令闲住。
刘瑾欲专权,乃构杂艺于武庙前,候其玩弄,则多取各司章疏奏请省决。武庙曰:“吾用尔何为?而一一烦朕耶?宜亟去。”如是者数次。后事无大小,惟意裁决,不复奏,即诏旨,亦不令之知矣。
正德三年三月,户部请发年例银于各边。得旨:“各边即设屯田,又有各司府岁输粮草,天顺以前,初无送银之例。其例始于成化二年,盖因警报,或以旱潦,事变相仍,行权宜接济之术耳,其后遂为岁额。且屡告缺乏,得无盗取浪费之弊耶?户部其会官查究事端,议处经久长策。”
正德初,御史周熊查核辽东屯粮,言:“辽左二十五卫,原额屯田二万一千一百七十一顷五十亩,该粮六十三万五千一百四十五石。今田止一万二千七十三顷,该粮二十四万一千四百六十石。外给操练舍余田二千三百一十四顷,该粮三万七千二十四石。又地亩田园之类一万一千四百一十三顷,该粮五万九千五百四十石。皆先年创法征之以补屯粮者。今查新增田共一万三千七百二十顷,该粮一十一万三千三百六十六石。通共四十五万一千三百九十一石。较之永乐间,田多一万八干三百五十顷,而粮反少二十八万三千七百五十三石。其永乐年征之屯军者,比今多三之一。又今粗细相折,该去粮一十三万六千七百七十石。实少粮四万六千九百八十三石,皆常操军承种逃故屯田从轻征收之故耳。又永乐年间,常操军土一十九万,以屯军四万二千有余给之,而受供者又得自耕,边外军无月粮,以是边饷足用。今军止八万有余,皆仰给于仓。边外之田,无复敢耕,军饷告匮,实由于此。”读此疏,则举一镇而各镇可知。延至于今,岁增月益,夫赋有定额,而边饷无定额,国储安得不竭?竭则何以措手?司国计者,不可不一严核之也。王府禄米多预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