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广求直言，开元疏请对，上召入德政，开元讼言：“群臣徇私结党，皇上孤立无助。”且奏且目宜兴，宜兴惶悚无地。上谕：“速补疏进览。”宜兴一面令人邀结开元，阻其补疏，一面进揭，言：“臣孤孑寡援，蒙皇上宠眷，每事不敢避忌群小，非一日矣。即今开元所陈，皆无实指，因言楚中若某若某，皆朋谋树党，其事刂刃于臣者，皆为拥戴邱瑜，代为扫除耳。”上览揭心动，急促开元补牍，开元已吞宜兴之饵，迟回不即具疏，严旨频下，始具疏，言：“延儒以释累囚，蠲宿逋，起废籍，自谓有裨于圣德，孰敢起而攻之？
愿皇上遍召群臣，问延儒贤否？即以所论贤否，定其人之贤否。皇上若不加体察，一时将吏，狃于贿赂，虽失地丧师，皆得无罪，谁复为皇上捐躯报国者？”
疏入，上怒甚，下锦衣狱。适是时密云巡抚王继谟奉旨议处，宁武兵备钱天锡欲得其缺，求援于给事中杨枝起、廖国遴二人，期以事成，万金为筹。杨、廖为恳于宜兴，宜兴许之，然未言及为筹事。杨廖出，再为请益，复益万金。嗣天锡会推，谕旨已下，时又有匿名书二十四气之说，隐诋朝绅，上特为颁谕一道，戒饬言官，内有“为人出阙”之语，盖皇上破群臣之积习而靠诫之，非为天锡发。给事中姜采探之未真，疏言：
“皇上修省罪己，又致诫言官，惟视言官独重，故望之独切。若云代人规御，安敢谓尽无其事。臣独展转而不得其故，皇上何所闻而云然乎？如诽语腾谤，必大奸臣憝，恶言官而思中之，谓不重言官之罪，不能激皇上之怒，箝言官之口，后将争效寒蝉，壅闭圣听，谁为皇上言之哉？”
疏入，宜兴激上怒，下诏狱根究主使。招上，俱与廷杖。宜兴必欲致开元于死，缇帅骆养性曲为护持得免。开元下狱后，始知前之诏谕，非为密抚，而密抚之更替，宜兴实无所私，乃自悔其多事。有南京御史孙凤髦，从狱中视之，开元吐其情，愿一白而无由。孙，山东产，直质人也，愿为代白，先具疏引其端。有旨：“着明白具奏。”孙正拟畅言其事，杨、廖危甚，急乘间鸠之，其子具揭申究，杨、廖百计潜消之。然其事传布长安，宜兴之心迹已明。于是王继谋仍照旧巡抚，钱天锡革职逮问，与杨枝起、廖国遴俱革职同下狱。
上传谕黄道周着以原官起用。宜兴承上深眷，其应对实敏绝，凡圣怒人莫能挽回，惟宜兴谈言微中。道周之狱，人皆以为不可救，宜兴业已周旋得释矣，上偶言岳忠武事，叹曰：“今安得如岳飞者而用之？”宜兴进曰：“飞自是名将，然如破女真事，史氏亦多虚张。即如黄道周之为人，传之史册，不免曰：‘其不用也，天下惜之’。”上默然。次日，即有此谕。
左都御史刘宗周、刑部尚书徐石麒、左佥御史金光宸同罢。时上召廷臣于中左门，问御敌剿寇及用督抚事。宗周奏曰：“使贪便诈，此最误事。为督抚者，须先极廉。”上曰：“亦须论才。”时西人汤若望等精于火器。御史若杨乔奏：“火器为中国长技，当从西人演习。”宗周奏：“唐宋以前用兵，未闻火器，自有火器，辄依为长城，误实在此。”上色不怿。宗周又请释熊开元、姜采，云：“厂卫不可轻信，是朝廷有私刑也。”上怒，仰视屋梁，曰：“厂卫俱为朝廷，何公何私？
”光宸奏：“宗周无他意。”上益怒，宗周免冠谢，既退，各具疏引罪，有旨：“宗周为民，兴宸调用。”时开元等已上刑部拟罪，尚书徐石麒拟“姜采遣戍，开元赎徒。”宜兴大忤，遂票严旨以进。石麒再疏乞休，有旨：“着冠带闲住。”
下顺天府丞戴澳于锦衣狱。澳，浙江奉化人。奉化，小邑也。澳起家进士，宦官吏部，威行郡邑，其子尤恃势纵恶。奉化钱粮共二万余，戴氏居其半，历任知县，皆以钱粮拖欠罢官。至是，吏部特授进士胡昱泰为奉化令，胡下车，即延耆老谕之曰：“吾知奉化钱粮所以不起者，专由戴氏，吾今先徵戴氏，而后徵民户。”乃签提戴氏家人追比，而恃顽如故，即提戴子亲身赴比。戴子怒，急走京师，诉之澳，勒澳立刻出疏参胡。澳曰：“胡令初到，无款单，且以部民参父母官，亦觉不便。
”而怯于其子，姑出一疏，略言：“天下治乱，系于守令。守令得人则治，不得人则乱。”有旨：“奏内所陈，必有实据，着指名回奏。”澳窘极，乃以嘉兴推官文德翼入告事下抚按，既而抚按皆为文讼冤，给事中沈迅遂疏参澳，谓：“澳之疏，专为胡昱泰，而所以欲参昱泰者，专为钱粮拖欠，昱泰遵法追比耳。”于是有旨：“戴澳革职为民，下锦衣卫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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