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吾等且信吾固有之宗教可也。尔抑知拳匪之乱之所由兴乎？彼中国教民，诚不能辞其咎矣。拳匪受其虐已久，故思从而报复之。此固下等社会中恒有之事。惟其举动太暴，且又火北京居室，藉以致富也。其火居室也，不问其谁氏之屋，而同归于尽。盖欲延长其时间，而为攫取钱财之计。至中国教民，又庶民中之最劣者。乡民之土地财产，彼等恒夺为己有。而彼教士，又从而庇佑之，俾有所分润焉。其有拘至县署中者，皆不跪，不服从法律，且时时侮辱官长。
教士又不计其有罪与否，出全力以荫之。教民之言，辄以为实，而使县长释其罪。光绪二十四年，尔父曾订有官吏与教士往来之规则，尔尚忆之否耶？吾知庶民信彼基督教者多矣。但高级官吏，吾终不信其有信教者。”语至此，太后四顾，而低声言曰：“康有为曾劝皇帝信此教矣，但终吾之生，无一人得而信之也。至西人政事中，亦有吾欣欣羡者，如其海陆军与机械之类。惟论其文化，吾必谓中国实居首选。至拳匪之乱，人民颇信其与政府相联络，此实大谬。
当发难时，吾叠降谕旨，以兵力逐之。奈已燎原，不可收拾。于是，余决意不出宫门一步。以余之老，死生何足置念。惟端王及那公，力速余去，且劝吾易装焉。余大怒之，未之立允。迨余返銮，恒有语余者，谓人民颇信余微服去也。且谓余衣一女仆之衣，乘一破骡车，而此女仆，乃作太后装束，乘吾之轿以去。吾诚不知谁造谣者。人既信之，则居北京之外人，自不难得而悉之矣。今再与尔述拳匪之事也。其时，奴婢待余之虐，盖已甚矣。方吾去时，几无一人愿与吾偕，且迁都之议，宫中尚未筹及，而彼等已于其先相率避去。
其不去者，则环立吾侧，以觇动作，而不事所事。余见其如是，决意亲询之，以视愿随者有几人焉。故语之曰：”愿从者从，不愿从者，离此也可。‘乃余言甫毕，而侍侧以聆是者，已寥寥。吾见之，诚不能不惊奇也。仅得太监十七，老婢二人，婢女一人，即长寿是也。渠等佥谓无论如何，必与吾俱。吾之太监共三千人，乃不俟吾点验，而去者殆尽。中有劣者，且有所无礼于吾，掷吾宝贵之瓶于石板上而破碎之，盖知吾之将去不能有所惩治也。吾涕泣终日，而祷于太祖太宗之前，祈其护佑。
从吾者亦随吾祷。至吾之家族相从者，仅皇后一人而已。戚族某，吾最爱之，凡有所需，均如其愿，乃亦竟不我偕。至其所以不偕之故，盖以为外兵见宫人之走者，无不杀之耳。“余等行后七日，余遣一太监归，见此戚人仍居北京。伊询太监：曾否有外后追逐，而余之见杀未也？但此后数日，日兵占居宫殿，彼即见逐。盖彼初意，虑其必死。继以余尚未见杀，故意来居宫中，或可与余等偕去。至彼遄征之速，余迄今尚不得其故。一日晚，余等方居乡人陋室中，彼忽与其夫偕至，其夫固甚佳者。
彼当告余，以余之去，如何怅惘及急欲知余安危之状，且言且泣。吾当禁其弗语。仅以所言殊不之信告之。自此以后，遂与吾绝矣。而余之旅行，艰困殆极，日居轿中，自日之未出，以至于既暮。夜则宿于乡村中。尔今闻是，必且悯余。以余之老，犹且受此苦难也。
行时，帝则乘车，以骡负之，后亦若是。余于途中，仍自祷高曾，乞加冥佑。惟帝则终始无言，从未启齿。某日，又遇数事：是日雨大至，轿役逃者数人，而骡又暴毙数口。天既天热，雨如倾盆，一一注余头上。另有小太监五人，又复逃去。至其所以逃去之故，则以前夜余见其虐待县官，而不得不惩治之也。此县官曾供给周至，务期安适，惟食物本难致。余曾闻彼与县官争斗，而县官则跪其前，乞其勿语，且允其所索。余于斯不禁大怒，夫以旅行之景况如是，苟有为之供给者，诚不能不自足矣。
行经月余，始达西安。余之疲困，几不堪为尔言。而余心烦闷之甚，更不待言矣。以是致余大病，几三月始愈。终余之身，余不能忘之也。
《清宫禁二年记》卷下（清）裕德菱著光绪二十八年春，余等始返北京。及余得见宫闱，诚不能无恐怖之观念。盖凡百事物，大异初观。吁，可哀矣！宫中华饰，其可宝贵者，非经破损，即经劫窃。三海内之珍宝，几无一存。即余所日祷之白玉佛，亦复有人坏其手指。外人且有登余宝座，而摄影去者。当余居西安时，虽以督署备余行宫，然其建筑太老，湿重，且易致病。余寓其中，如入地狱。继皇帝又因是病矣。今欲一一语尔，为时颇长。思余生平，备尝艰阻，而以末年为最。
苟余有暇，当为尔详言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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