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翻刻必究。」天启年间仁和即奎金刻的《风俗通义》也署明：「本衙鸠工绣梓，翻刻千里必究。」崇祯年间顾氏刊本《鸡肋集》则题：「千里必究。」等大同小异的文字，彼彼皆是，若像陈衙发锓的《皇明文集》，直接挑明：「敢有翻刻必究。」则已颇具威胁的口吻。甚至在本版书籍被盗印后，也有直上官府打官司的，如李渔为了《无声戏》，特地上金陵告发。
似此盗版情形可说是全中国各地的普遍现象，而以闽地尤甚，明郎瑛就以「货利为计」一语道破说：
印版，《笔谈》以为始于冯道奏镂五经，柳玼〈训序〉又云：「阅印版小学书，则印版非始于五代矣。意其唐十不过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经后始盛，宋则群集皆有也。然版本最易得而藏多，但未免差讹。故宋时试策，以为井卦何以无缘，正为闽书落刻，传为笑柄。我朝太平日久，旧书多出，此大幸也，亦惜为福建书坊所坏。盖闽专以货利为计，但遇各省所刻好书，闻价高即便翻刊，卷数目录相同，而于篇中多所减去，使人不知，故一部止半部之价，人争购之。
近如徽州刻《山海经》，亦效闽之书坊，只为省工本耳。呜呼！秦火焚而六经不全，势也。今为利而使古书不全，为斯文者宁不奏立一职以主其事，如上古之有学官，或当道于闽者，深晓而惩之可也。[72]
福建因为书坊发达，业者竞争激烈，往往不择手段，盗印别家图书，专以货利考虑，而出现类似诈欺读者的手法，所以万历三十一年（1603）刻的《前唐十二家诗》在封面页上署明：「闽城琅嬛斋板，坊间不许重刻。」至于刻书大户余象斗也在自己出刊的《八仙传》〈引〉文内说：
不俗斗自刊华光等传，皆出予心胸之编集，其劳鞅掌矣！其费弘巨矣！乃多为射利者刊，甚诸传照本堂样式，践人辙迹，而逐人尘后也。今本坊亦有自立者固多，而亦有逐利之无耻与异方之浪棍，迁徙之逃奴，专欲翻人已成之刻者，袭人唾余，得无垂首而汗颜，无耻之甚乎！故说。
三台山人仰止余象斗言（天一出版社，1985年影印本）余氏在此说明自己纵使出刊与别人内容相同的书籍，无论如何的抄袭，或者重刻金陵等书板，也必在形式上稍作加工，绝对不照他人原来样式，以免招徕『践人辙迹，逐人尘后』之讥讪。可是却有一些不用心的书肆，专袭别人余唾，美工上并未稍尽心力；还有一类无耻射利之辈及非本地的浪棍，仗着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的侥幸心理，翻刻自己的心血结晶，直让他伤痛淌血。
最可恶的是离开自家书肆而出去自立门户的佣雇工人，暗中学得书肆内一招半式的产业技术和商业机密，居然跟自己打起擂台竞争，直让自己恨得牙痒痒的徒呼奈何！从《万用正宗不求人全编》三十五卷余氏自白云：
坊间诸书杂刻，然多沿袭旧套，采其一，去其十；弃其精，取其粗。 本堂近得此书，名为《万用正宗》者，分门定类，俱载全备，展卷阅 之，诸用了然。
似乎说明其刻必比别人完善，然而在第卷十六的牌记却题云：「万历新岁谷旦乔山堂刘少岗绣」，是因收购别人的版片？还是盗版的残痕，看来也只有他自己知道了。其实这也不只福建书坊如此，其它地方的文化市场也没两样，如《智囊》就称说：「吴中镂书多利，而甚苦翻板。」常郡书林何敬塘所梓行的《皇明三元考》（至万历四十六年止1618）即云：「张衙藏板，不许翻刻。」浙江一地依然如此，如了一道人良甫（王征）梓金尼阁《西儒耳目资》封面页题云：「武林李衙藏板，翻刻必究。
」及「严少萱发行。」杭州横秋阁本《鬼谷子》也题署：「虎林嘉树里张衙发行，翻刻千里必究。」张氏的白雪斋新刊《吴骚合编》也刻署了：「虎林张府藏板，翻刻千里必究。」等字样，在在说明从南到北，书商的盗版风气极为猖獗。民间如此，官方也是一样，如明刻本的《大明万历七年岁己卯大统历》，其牌记上说：「钦天监奏准印大统历日颁行天下，伪造者依律处斩，有能告捕者官给赏银五十两，如无本监历日印信，即同私历。」简直是用立法的方式来禁制盗版的行为。
三、删节原本杂奏成篇
有些情况是在别家出版以后，为了降低生产成本，于是每将其它书店已出版的原书给予删节，只存故事的情节梗概，减少刻工和纸墨印料。如《水浒传》历经六百余年之流传刊印，在版本上留下不少问题，不但有繁本、简本之分，繁本中又有简本，简本系统中也有繁本，其错综复杂情况，马幼援等《水浒》专家已多所证明，至今却还无法说清全般的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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