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甚至可以视作今日小说杂志的前身。[65]可惜我们无从考订它们的售价，如果是附送的性质，则如中国新闻报纸特有的副刊，直让消费大众觉得买东西还附赠品，然而站在商家的立场，这是牺牲跳楼大甩卖。
肆、恶质性的营销策略
毛晋汲古阁刻书号称有明一代翘楚，藏书亦甚精富，然而并没有在自己所刊刻的书籍上老老实实呈现，殊为可惜。叶氏著作的《书林清话》曾经如此的批评说：然其刻书不据所藏宋元旧本，校勘亦不甚精，数百年来，传本虽多，不免贻佞宋者之口实、、、略举黄、顾、陈、段诸家所纠，则其刻书之功，非独不能掩过，而且流传谬种，贻误后人。[66]事实上，这非叶氏一人之见，孙从添《藏书纪要》也持有相同的看法：「毛氏汲古阁十三经、十七史，校对草率，竟有大谬不然者、、、、」又说：「毛氏所刻甚多，好者仅数种。
」[67]刻书名家既然如此，其余各家更难要求了。这是有明一代的刻书风气，也是市场竞争下一种非道德性的营销策略和商业行为，既不愿增加投资成本，也不甘心承担投资风险，只想一味的从中赚取暴利，于是投资策略和营销手段便偏离了商业道德的准则，如今特将其情况述说如下：
一、媚世通俗的劣质化仿作
语言是人类表达思想的工具，随着意识形态的变化而产生新的思潮，形成一各时代的新风尚。一旦有先知先觉、思想比较敏锐的作家说出大家心里想说的话，往往就被世人引为如获我心的知己，产生震撼当代人心或划时代的伟大著作，而致洛阳纸贵，一时风靡。这样的结果不但成就了作家的知名度，也使书肆大赚其钱。可是「没有三天的好光景」不只是今日商业现象，回溯明代的百业和书肆也是如此，毕竟市场经济的自然法则是哪里有钱赚人就往哪里跑，商机人人都想把握。
因此我们常常看到书肆抓住这股流行风潮，东施效颦，仿作一些劣质化的作品，既无十载增删的辛苦构思，也无五度批阅的慎重态度，直是抄袭，改头换面，使饶舌式的同性质小说一一出笼，直到陈腔滥调，市场饱和，人心思变而拒买，商家没钱可赚而后已。[68]如《金瓶梅》一出，固有其糟粕，却难掩其精华，后来的《续金瓶梅》还可一读，然而《三续金瓶梅》、《隔帘花影》、《金屋梦》则读之令人憎厌矣，况是如《载花船》、《七美图》、《八美图》、
《杏花天》、《桃花艳》、《闹花丛》、《灯草和尚》、《痴婆子》、《醉春风》、《怡情阵》、《两交欢》、《一片情》、《同枕眠》、《同拜月》、《皮布袋》、《弁而钗》等诸多之作，纯以糟粕取悦于低俗的读者，迎合人类食色性也的动物本能，有失文化人的本质与对社会当尽的义务。
二、专门仿冒名牌盗取智慧财产权：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一向认为人类的智慧乃上天赐予的公器，理所当然要为大家服务，因此对智慧财产权及专利权的保护并未得到应有的尊重，尤其在《金瓶梅》问世之前，勿论话本小说，抑是章回，很多来自民间原有的口头流传，何人原创？何人加工？几乎难以考索。若是知名的作者，往往只是后来居上在别人已有的努力成果下，收编缀集，整理加工而已。[69]究其根柢，实非完全出于作家自己虚构原创的心血，所以抄来抄去，也没人出来抗议。
何况当日小说之地位不像今日的崇高，作者躲之唯恐不及，何敢公开站出来承认该书是由自己创作[70]，为自己争取著作权益，于是造成海盗板的普遍存在。此等情古往今来，中外皆然，非独中国所特有。最不名誉者莫过于利用尸积余气，仿冒名牌，篡改原书，还把自己的名字冠于新刊本上，并大作广告，大声疾呼自己出版的才是真正的原书，藉以欺骗消费群众。或者假借名公巨卿以及大作手的名器，号称该书经过李卓吾等名家的评点[71]，事实只是三家村学究的涂鸦而已。
再者，从一些书籍的题记，也可约略看出当日出版界翻版盗印的猖獗，使一些书坊不得不以半恐吓的口气明注在版木封面或牌记上。如《皇明文隽》八卷卷末题：「师俭堂萧少渠依京板刻」，封面题「师俭堂萧少渠领绣」，又朱记云：「陈衙发锓《皇明文隽》、、、敢有翻刻必究。」而其另刻的《鼎镌陈眉公先生批评西厢记二卷、附释义二卷、蒲东诗一卷、钱塘梦一卷》扉页内题：「内仿古今名人图书，翻印必究。」凡此，在在说明了师俭堂的主人特别注意自己的权益，反映了当时苦心经营者是如何畏惧不良的盗版风气。
又如《汤若士批点李卓吾全书》则加上：「本衙藏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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