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其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俱著常川到阁阅本，以重纶扉而符体制。
九年七月十八日谕：吴熊光自简用湖广总督以来，朕即闻其接待属员过于严峻，批禀事件，往往措词过当。因其在军机章京年久，拟写谕旨，于训饬之语习以为常，率意书写。文禀批答，自有一定体制，即使属员偶有过失，亦应明白开导，何至动遭呵斥，竟与拟写谕旨相似？亦非体制。若云该督曾在军机行走，则军机章京中如勒保、方维甸等，亦俱行走有年，简放外任，并未闻伊等于属员批禀有似吴熊光措词过当之处。嗣后该督务须平心办事，不可似前躁妄，用副委任。
又谕：昨日召见尚书德瑛，询以留京王大臣遇有陈奏事件何人缮办，据称俱烦在京军机章京办理，殊属非是。从前军机大臣中有派令留京者，是以该章京随同办事。近年来留京王大臣并无军机，然俱有该管衙门，其属员中岂无能办章奏之人，何必交军机章京代为办理，将应办公事转似烦情耶？且与留京王大臣浃洽日久，恐不免有探听漏泄情事，朕在藩邸时，即确有闻见。嗣后留京王大臣著于宗人府及所管之部，各派明白妥干司员二三人承办诸务，以符体制。
十年五月十九日谕：御史何元娘奏“请酌改军机处名目”一折，据称“军机处承办一切事务，与兵部之专司戎政者不同，现在军务久经告蒇，似应更改名目，以纪偃武之隆”等语。军机处名目，白雍正年间创设以来，沿用已久，一切承旨书谕及办理各件，皆关系机要，此与前代所称平章军国重事相仿，并非专指运筹决胜而言。目今三省邪匪久已肃清，大功告蒇，薄海内外，共庆升平，又何必改易“军机”二字，始为偃武？即如兵部专司戎政，自《周官》分职以来，相沿至今。
兵可百年不用，不可一日不备。现在内外旗营均有定制，新疆西北两路皆号军营，若如该御史所请，势必讳兵不言，岂国家承平日久，并古大司马之职亦可不设乎？何元良率请改易旧章，而不顾其言之纰缪，所奏断不可行。原折著掷还。
六月二十九日谕：昨日英和于巳刻忽呈递奏片密封，朕亲手拆看，据称“本日刘权之、戴衢亨均奏派进城验看月官，恳请晚膳后与庆桂、董诰一同召见，有面奏事件”等语。旋经召令伊三人进见，据英和奏称“刘权之平日声名本属平常。此次因军机处行走章京内，有中书、笔帖式等官，届应行保奏之期，先经庆桂等会商，将内阁典籍齐嘉绍、中书蔡炯、刑部笔帖式武尔通阿三员奏升主事。刘权之以内阁中书袁煦亦应列入，并称袁煦系伊房师纪昀之婿，纪昀在日曾经托过。
经庆桂等阻止，刘权之遂不肯列衔具奏”等语。军机章京等趋直当差，届应行保奏之时，军机大臣等自当查照成案，核明章京等行走年月，及平日当差之勤慎与否，和衷商扌，秉公保奏。今刘权之以中书袁煦为伊师纪昀之婿，声言欲一并列入，实属瞻徇，本不成话。昨询之庆桂、董诰，均称刘权之实有此语，今日面询刘权之，亦据自认属实，是明系瞻徇私情，罔顾公议矣，其错谬固不待言。彼时英和既以刘权之之言为非，即应向庆桂、董诰、戴衢亨三人会同商议据实参奏，如庆桂等或有瞻顾刘权之之处，即当一并参劾。
乃乘刘权之、戴衢亨进城之际，辄行奏请见面，虽称请与庆桂、董诰一同召见，其实庆桂、董诰二人并未知有此密奏，则与独请自对何异？伊面奏：“此事现已停止，恳求不必询问刘权之，寻事退出军机。”此言实属狂妄胆大。从前和坤虽恶阿桂，尚不敢公然出此言，今英和后生新进，学习办事之人，竟敢出此悖理之言，若不及早惩治，恐将来又出大案矣。此事著派保宁、朱、禄康、恭阿拉、明亮、邹炳泰、英善、王懿修会同查办，将刘权之严加议处，英和议处，并将此次军机处现拟保奏齐嘉绍等，是否与例案相符，一并查明具奏。
刘权之著先革去太子少保，英和亦著革去太子少保，拔去花翎，退出南书房，伊二人俱不必在军机处行走，听候议处。中书袁煦亦著退出军机处。
十一年口月口日谕：军机处司员，自雍正年间定制以来，均系以本衙门额缺承办军机处事务，其升迁保举，悉由本衙门堂官注考，相沿已久。若以计典独归之军机处，更定官制，事多格碍。惟军机司员内，其办事勤慎又能兼部务者，自当列之上考，其祗在军机处行走而于部务未能谙习者，本衙门堂官不得意存迁就，滥行保荐。军机大臣尤不得授意各部院堂官扶同荐举，以昭公慎。
十四年十二月初六日谕：户部议奏折内将军机处抬写，殊属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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