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五十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谕：国初以来，设立议政工大臣，彼时因有议政处，是以特派王大臣承充办理。自雍正年间设立军机处之后，皆系军机大臣每日召对，承旨遵办。而满洲大学士、尚书向例俱兼虚衔，并无应办之事，殊属有名无实。朕向来办事祗崇实政，所有议政空衔，著不必兼充，嗣后该部亦毋庸奏请。
五十九年二月二十六日谕：昨据福康安等查审“吉林办理参务，亏缺库项，勒派民户”一案，分别定拟具奏。福康安与恒秀谊属姑表弟兄，有心徇庇，从宽定拟，希图含混了事。经朕看出，详细指斥，即令军机大臣缮写饬谕，而军机大臣亦复意存瞻顾，迁延观望，并未即日拟旨进呈。现距归政之期尚有二年，朕一日临御，即一日倍加兢业，岂容大臣颟顸从事？阿桂、和坤、王杰、福长安、董诰俱著交部议处。
嘉庆四年正月初八日谕：各部院衙门文武大臣，各直省督抚藩臬，凡有奏事之责者，乃军营带兵大臣等嗣后陈奏事件，俱应直达朕前，不许另有副封关会军机处，各部院文武大臣：亦不得将所奏之事，预先告知军机大臣。即如各部院衙门奏章呈递后，朕可即行召见，面为商酌，各交该衙门办理，不关军机大臣指示也，何得豫行宣露，致启通同扶饰之弊？即将此通谕知之。
十九日谕：从前和坤意图专擅，用印文传知各省抄送折稿，因此带有投递军机处另封事件，业经降旨饬禁，并随折批谕。今和坤业经伏法，所有随带文书，当永远停止。傥经此番饬禁之后，尚有仍蹈前辙者，必当重治其罪，决不姑贷。
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谕：御史王宁阜奏“请重军机大臣责成，以肃纶言”一折，自雍正年间初设军机处，于大学士，各部院尚书、侍郎中遴派数人在内行走，本为筹办军务。而各直省寄信事件，以及在京各衙门遇有应降谕旨，势不能纷纷令群工承缮，是以俱由军机处拟写交发，令事有统汇，以昭画一。是军机大臣承旨书谕，并非将臣工翊赞之职，尽责之此数人也。内外满、汉大臣，俱经朕特加擢用，谁不宜尽心匡弼？必责之军机大臣，则其权过重，若承奉谕旨之事，军机大臣得以力阻不行，则外人又将以揽权指摘矣。
况我朝列圣相承，乾纲独揽，皇考高宗纯皇帝临御六十年，于一切纶音宣布，无非断自宸衷，从不令臣下阻挠国是。即朕亲政以来，办理庶务，悉遵皇考遗训，虽虚怀延纳，博采群言，而至用人行政，令出惟行，大权从无旁落。朕初阅该御史所奏，以为必有指陈时务胪举切要者，及详阅折内，乃专指上年停止前往盛京一节。谒陵展敬，为登极后应行大典，朕彼时明降谕旨，于六年秋孟启行，事关体制，岂臣下所可阻止？嗣因御史沈琨、张鹏展等以军务未竣，恳请展期，交王大臣等会同妥议，以为应如所请，是以降旨暂行停止。
即上午春间，曾有旨巡幸木兰，后因夏间雨水过多，亦停止秋。此皆朕临期酌度，岂军机大臣能于春问即逆料夏雨情形，预为阻止耶？至该御史称“銮辂所经，地方官早为备办，永平一带糜费已多，不能开销”等语。谒陵谕旨，系五年十一月初二日颁发，至六年正月二十日降旨停止，为时无几，且距七月启銮之期又远，地方官有何预办不能开销之处乎？至该御史所奏“前谕已发，复行改拟，不敬于先，遂致不信于后”等语。试思前史所称为诏令不信者，如恩旨已降，或应行蠲贷而实未均沾，或、业已豁除而仍行科敛，我国家曾有此等事乎？
至于明发谕旨，有经朕再四思维尚有未尽周妥之处，或臣工陈奏未便因而复行停止者，此正欲事臻尽善，故不厌反覆精详。若必回护前旨，固执己见，势将文过饰非，蹈言莫予违之习，岂古帝王从善如转圜之道乎？又所称“军机大臣昧于大体，不当仅于语句笔画小误，始行自请议处”，所论亦属非是。誊写谕旨虽系章京之责，但军机大臣于进呈事件，理当致谨校核，既有错误，自应请议，况朕亦时加宽免，何尝仅于细务加之责备耶？王宁焯所奏谬妄，原折著掷还。
六月二十四日谕：内阁本丝纶重地，大学士均应常川到阁，阅看本章。其中有在军机处行走者，每年春夏在圆明园之日居多，散直后，势难再令赴阁视事。至在城之日，偶值枢务稍简，朕仍令其赴衙门办事，即应阁、部兼到。若不在内廷行走之大学士，则票拟纶音，是其专责，岂可稍涉闲旷？是以保宁到京后，虽兼领侍卫内大臣，朕不令其在园居住，以便赴阁办公，无旷职守。嗣后在军机处行走之大学士，值朕进城谕令到衙门办事时，著先赴内阁，再赴所管之部院衙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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