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即难敌外洋之煤。其势必不能畅销，而关税亦鲜有实获，与其税重而少所收，不若减轻而多所纳。中国原定洋货税则过轻，土货税则较重，以致华商疲累，难与洋商颉顽。
查西洋各国通例，于外来进口货税，无一不重；于本国出口货税，无一不轻；所以征外人之利，而护本国之商。斟酌损益，实有至理。乃中国初定约时，为外人所蒙，转使外洋进口之货税轻，内地出口之货税重，不啻抑华商而护洋商。此通商后数十年之流弊，隐受厥累而不觉者也。即以煤斤而论，洋煤每吨税银五分，土煤每担税银四分，合之一吨实有六钱七分二厘。若加复进口半税，已合每吨银一两有奇，盈绌悬殊至二十倍之多。前两江督臣沈葆桢，于台湾基隆开煤时，奉准土煤每吨征税一钱，较洋煤业已加重。
嗣湖北用机器开采，亦奉谕旨，准照台湾税则在案。揆从前严定土煤税章之意，或恐煤税减轻则土煤出口日多，内地煤价必长，故特重其税，以示限制。惟是土法采煤，只能售于近地，若从陆路车运出口，脚价太重，断不合算。况其所采浮面之煤，实不足供轮船制造等用。如直隶、西山等处煤产，专济五城内外之需，并无转运来津者，是其明证。似多运出口一节，本可无虑，今开平煤矿全用西法，每日出至五、六百吨之多。据洋师测量，足供六十年采取。
除运往要口分供各局及中外轮船之用，并可兼顾内地民间日用。刻下运道疏通，脚价既省，若再将税则减轻，煤之售价必廉，可以畅销无滞，而运售于各局者，不致再用洋商昂贵之煤。其有裨于公款不少等情前来。臣复饬津海关查取历年洋煤、土煤进口数目，开具清折。自同治十年起，至光绪六年止，洋煤进口计八万一千五百余吨，土煤进口仅五千五百余吨，而出口土煤则天津向所未有。盖由税则厚薄不一，土煤壅滞难销，遂使厚利为洋商所垄断。若不变通设法，更定章程，殊非通筹理则之大计。
合无仰恳天恩，俯准开平出口煤斤，援照台湾、湖北之例，每吨征收税银一钱，以恤华商，而敌洋煤。庶风气日开，利源日旺，而关税亦必日有起色矣。理合附片具陈，伏乞圣鉴训示。谨奏。
光绪八年
议覆邓承修驻军烟台折（八月十六日）
议覆张佩纶靖藩服折（八月二十二日）
议覆邓承修驻军烟台折（八月十六日）
奏为慑服邻邦，先图自强，酌筹缓急机宜，遵旨覆陈，仰祈圣鉴事。
窃臣等承准军机大臣字寄，八月初三日奉上谕：「给事中邓承修奏：『朝鲜乱党已平，球案未结，宜乘此声威，特派知兵大臣，驻扎烟台，相机调度，厚集南北洋战舰，分拨出洋梭巡，为扼吭拊背之谋。其驻朝鲜水陆各军，暂缓撤回，以为犄角。责日本以擅威琉球、肆行要挟之罪，日人必有所惮，球案易于转圜』等语。所奏不为无见，着李鸿章、张树声酌度情形，妥筹具奏等因。钦此」。仰见圣主恢扩远谟，周谘博访至意，曷任钦佩！
窃惟跨海远征之举，莫切于水师；而整练水师之要，莫切于战舰。中国闽、沪各厂自造之轮船，与在洋厂订购之轮船，除商轮仅供转运外，如北洋之镇东等六船，南洋之龙骧等四船，福建之福胜、建胜，广东之海镜、清海、东雄，俱系蚊船式样，专备扼守海口，难以决战大洋。此外，北洋之船凡七，分驻旅顺、天津者曰扬威、曰超勇、曰威远、曰操江、曰镇海，驻烟台者曰泰安，驻牛庄者曰湄云。南洋之船凡十五，驻江者曰靖远，曰澄庆，曰登瀛洲；驻吴淞者曰测海，曰威靖，曰驭远；
驻浙江者曰元凯，曰超武；分驻福建之台湾、厦门各口者曰伏波，曰振威，曰艺新，曰福星，曰扬武。近因越南多事，由船政派赴廉琼洋面巡防者曰济安，曰飞云。合计兵轮二十二号。其中有马力仅一百匹内外，未可充战船者，如泰安、操江、湄云等船，祗可转运粮械。驭远则已朽敝，须加修理。惟北洋之超勇、扬威两快船，南洋之超武、扬武、澄庆等船，较为得力。此中国战舰之大略也。
自本年六月朝鲜乱党滋事，日本与兴兵报怨，臣树声遵旨迅派扬威、超勇、威远三船东渡，复调澄庆、威靖、登瀛洲与泰安等船陆续前往。今朝鲜虽事局粗定，一时难撤回。邓承修之意，欲请特派知兵大臣进驻烟台，相机调度，厚集战舰，更番出巡，自为整军经武、詟服强邻起见。然既思厚集其力，则必有得力战舰十余号，乃足壮声势，而敷调拨。近日南洋仅有测海、驭远、靖远三船，臣鸿章前过江寗，晤左宗棠面称：『长江要口乏船分布，碍难再调』，自系实情。
北洋天津等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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