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已断可睹也。以皇上之明，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存，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皇上与诸臣审知其病之所源，则救病之方，即在是矣。夫方今之病，在笃守旧法，而不知变。处列国竞争之世，而行一统垂裳之法，此如已夏而衣重裘，涉水而乘高车，未有不病而沦胥者也。《大学》言：“日新又新。”《孟子》称：“新子之国。”《论语》：“孝子毋改父道，不过三年。”然则三年之后，必改可知。夫物新则壮，旧则老；新则鲜，旧则腐；新则活，旧则板；
新则通，旧则滞，物之理也。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五百年不变之法。况今兹之法，皆汉唐元明之弊政，何尝为祖宗之法度哉？又皆为胥吏舞文作弊之巢穴，何尝有丝毫祖宗之初意哉？今托于祖宗之法，固已诬祖宗矣。且法者所以守地者也，今祖宗之地既不守，何有于祖宗之法乎？夫使能守祖宗之法，而不能守祖宗之地，与稍变祖宗之法，而能守祖宗之地，孰得孰失，孰重孰轻，殆不待辨矣。虽然，欲变法矣，而国是未定，众论不一，何从而能舍旧图新哉？
夫国之有是，犹船之有舵，方之有针，所以决一国之趋向，而定天下之从违者也。若针之子午未定，舵之东西游移，则徘徊莫适，怅怅何之，行者不知所从，居者不知所往，放乎中流，而莫知所休，指乎南北，而莫知所极，以此而驾横海之大航，破滔天之巨浪，而适遭风沙大雾之交加，安有不沉溺者哉？今朝廷非不稍变法矣，然皇上行之，而大臣挠之，才士言之，而群僚攻之，不以为用夷变夏，则以为变乱祖制，谣谤并起，水火相攻，以此而求变法之有效，犹却行而求及前也，必不可得矣。
皇上既审时势之不能不变，知旧法之不能不除，臣请皇上断自圣心，先定国是而已。国是既定矣，然下手之方，其本末、轻重、刚柔、缓急不同，其规模条理、纲领、节目大异，稍有乖误，亦无成功。臣愚尝斟酌古今，考求中外，唐虞三代之法度至美，但上古与今既远，臣愿皇上日读《孟子》，师其爱民之心。汉、唐、宋、明之沿革可采，但列国与统一迥异，臣愿皇上上考《管子》，师其经国之意。若夫美、法民政，英、德共和，地远俗殊，变久迹绝，臣故请皇上以俄大彼得之心为心法，以日本明治之政为政法也。
然求其时地不远，教俗略同，成效已彰，推移即是，若名书佳画，墨迹尚存，而易于临摹，如宫室、衣裳，裁量恰符，而立可铺设，则莫如取鉴于日本之维新矣。日本之始也，其守旧攘夷与我同，其幕府封建与我异，其国君守府，变法更难，然而成功甚速者，则以变法之始，趋向之方针定，措施之条理得也。考其维新之始，百度甚多，惟要义有三：一曰大誓群臣以定国是；二曰立对策所以征贤才；三曰开制度局而定宪法。
其誓文在决万几于公论，采万国之良法，协国民之同心，无分种族，一上下之议论，无论藩庶，令群臣咸誓言上表，革面相从，于是国是定，而议论一矣。召天下之征士贡士，咸上书于对策所，五日一见，称旨者擢用，于是下情通而群才进矣。开制度局于宫中，选公卿诸侯大夫及草茅才士二十人充总裁，议定参预之任，商榷新政，草定宪法，于是谋议详而章程密矣。日本之强，效原于此。皇上若决定变法，请先举三者。大集群臣于天坛太庙，或御乾清门，诏定国是，躬申誓戒，除旧布新，与民更始。
令群臣具名上表，咸革旧习，黾勉维新，否则自陈免官，以激厉众志，一定舆论。设上书所于午门，日轮派御史二人监收，许天下士民皆得上书。其群僚言事，咸许自达，无得由堂官代递，以致阻挠。其有称旨者，召见察问，量才擢用。则下情咸通，群才辐辏矣。设制度局于内廷，选天下通才十数人，入直其中。王公卿士，仪皆平等，略如圣祖设南书房，世宗设军机处例。皇上每日亲临商榷，何者宜增，何者宜改，何者当存，何者当删，损益庶政，重草章程，然后敷布施行，乃不谬紊。
近泰西政论，皆言三权，有议政之官，有行政之官，有司法之官。三权立，然后政体备。以我朝论之，皇上则为元首，百体所从。军机号为政府，出纳王命。然跪对顷刻，未能谋议，但为喉舌之司，未当论思之寄。若部寺督抚，仅为行政之官，譬于手足，但供奔持，岂预谋议？且部臣以守例为职，而以新政与之议，事既违例，必反驳而已，安有以手足而参谋猷哉？近者新政多下总署，总署但任外交，岂能兼营？况员多年老，或兼数差，共议新政，取决俄顷，欲其详美，势必不能。
若御史为耳目之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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