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近世督抚罕有其比云。
淮军之兴，由前山东布政使六安李公元华。当咸丰四年，发逆踞庐州，李以抚部门生带团勇助剿，张制府树声、潘抚部鼎新、刘抚部铭传、周提军盛传昆仲皆奔走其间。如是数年，虽未有成效，而战阵之事，练习日精。时合肥相国在籍办团，或居帅幕，或领军事，尚无专主，殆庐州事亟，由间道投曾文正公。江右李亦随赴吴清惠公淮安矣。张、潘诸公乃保境自守，徘徊俟时。及咸丰、同治之交，楚军日盛，由西路径克安庆。刘抚部族子东堂与韩提督殿侦知其事，诸公乃使谒合肥相国请计，于是有创立淮军之举。
时江苏官绅乞师者踵至，合肥相国慨然请行。先立鼎、铭、庆、树四营，益以湘军亲兵一营，林字一营，开字二营，共为九营，陆续赴援上海。铭营始以东堂主之，东堂力推其叔抚部。庆营则吴提军长庆主之，向从军庐州，与潘、张诸公又别，亦未尝归李部下。林营则湘人滕镇军嗣林主之，亲兵营则湘人韩太守正国主之，开营则程提军忠烈主之。通名淮勇，实则湘军三营，淮军六营也。其后林营未尝著绩，亲兵营年余败散，惟开营功业先著，而忠烈殉后，遂以不振，于是树、鼎、铭、盛各成一军，自一营至数十营不等。
盛军者，即周氏兄弟抵上海后所主者也。庆营正、副二营，历十数年，至海防议起始增六营。而铭、盛两军，叠为畿辅拱卫之师，遂称两大，较诸军为久长云。说者以淮军创于李，成于刘、韩，大于刘、周，皆所以佐合肥相国成中兴伟烈，盖有天焉。
淮军之赴上海也，由江苏官绅至安庆乞师，备极哀恳，倡其议者，为三官三绅，吴观察煦、吴太守云、应太守宝时，及冯中允桂芬、顾观察文彬、潘郎中曾玮，而庞侍郎钟璐主之，以书陈于曾文正公。议定后，颇难其使。钱中丞鼎铭时避居崇明，为文正年家子，因招使往，钱颇难之，强而后可。及合肥相国东下，钱任采办军米，督治后路转运，荐保道员，皆由乞师基之。其由道员而至豫抚，则由曾文正公。文正初不甚知钱，及移督直隶，过清江，钱在转运局迎送，先后历十余日，官厨供应而外，日备精馔三五器，文正颇以为甘。
既辞复进，流涕再三，述举贤平吴之德，文正大感动，以为公谊切如此，必有忠诚报国。适奏调两江官绅，为直隶仕途矜式，举钱首列，未及五年，而开府矣。所谓三官、三绅者，应以苏臬历署藩司终养；二吴则被劾废归；顾再任宁绍道台，归治园林自娱；潘亦保道员，家居不出；惟冯乡望最重，吴士言必称冯先生，不道其字，有大政事，当路就与商而行。其人工心计，寓上海，购地数百亩于洋泾浜，及苏垣克复，斥卖殆尽，复购地数十区于阊门市，一出入间，获利无算，吴人类能道之。
苏杭之陷，两省绅民麇聚上海，恃西人为之护持，贼近咫尺而不敢逼。薛尚书焕以巡抚兼通商大臣，新任僚吏，皆工趋避，媚耳目者，军事殆不可问。知府李庆琛为统将，部兵数千，皆衣锦绣，排刀斧，出入自耀，有同优孟。淮军入境，则皆芒鞋短衣布帕，皆笑指为丐。然合肥相国，意气甚盛，不受薛节制。初以敌体相见，薛颇不能耐，与李庆琛定计，乘淮军未动，先复一二城，以夺其气。益募至万余人，剿贼太仓，不二日，全军覆败，李走津浦。又追至上海，西人论和而退。
当警报四至，薛乞援于合肥相国，报以奉旨保城，不关战事。既贼大集，亦登阵固守，贼遂漠然视之。已而薛蒙入召，合肥相国兼代其任，贼大举围营，合肥相国与程忠烈计分两路，迎伏以战，大败贼于虹桥，连克嘉定、宝山，贼狂走昆山而逃，军声彪起。收队时，西人相顾，至以拇指示之。嗣又有七宝之捷，四江口之捷。于是各营增军，分道以收浦东，而贼自迎降者，络绎不绝矣。识者谓薛部剿贼不足，滋乱有余，向非轻进溃散，亦殊未易遣撤。且贼非骤胜而骄，未必一无顾忌，淮军转难操必胜之权，以此知成败之机，有天有人，不可以逆料也。
合肥相国于虹桥战时，坐胡床桥头督战，贼氛甚恶，春营张遇春败回，及桥，相国顾左右：“取其首！”遇春驰马反趣贼，各营并奋勇直前不可当，而程忠烈所部绕贼后冲入贼阵，截贼为二，遂获全功。是役也，贼数近十万，淮军留守坐营外，不过数千人出队耳。自余载事，不甚关全局，惟常州守贼极悍，破城后巷战尤亟，兵将伤亡者颇多。
发逆之乱，以予所见诸将帅，料敌之密，布阵之密，无过多忠武公，后惟程忠烈公足俪之。当忠烈既复青浦、南汇诸县，局势渐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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