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此其不同者二也。靖康初，贼寨于西北隅，而行营司出兵屯子城外要害之地，四方音问络绎不绝，勤王之兵既集，贼遂敛兵不敢复出。其后再来，朝廷自决水以淹浸京城西北，弥漫数十里，而东南不屯兵，使贼反得以据之，故城中音问不传于外，而外兵亦不得以进，此其不同者三也。渊圣即位之初，将士奋励用命，其后赏罚失当，人心稍解体，此其不同者四也。金人围城之初，城中措置有叙，号令严肃，昼夜抚循，未尝少休，闻其后无任其责者，贼至，造桥渡壕，恬不加恤，以十数人登城，将士遂溃，此其不同者五也。
臣在枢密院时，措置起天下防秋之兵，降诏书已累月，及臣宣抚河北，即诏减罢大半。盖朝廷专恃和议，以谓金人必不再来，一切不为之备，故靖康之末不能守者，势不同而祸生于所忽也。”翌日奏事，因裒聚靖康初建议措置，与金人约和、用兵次第札子，及朝廷分置宣抚司指挥后在宣抚司论不当减罢防秋兵章疏进呈。上皆命留中，因宣谕曰：宣抚司官属靖康间迫逐非辜，可并与差遣。乃条具进呈。有旨，曾任郎官、监司人与知州军差遣，曾任馆职以上人与通判差遣，余并升一等，选人与优便占射。
余因奏上曰：“靖康间虽号为通言路，然台谏官如李光、陈公辅、余应求，议论鲠峭，皆远贬，其实塞之也。”乃纳札子，劝上以明恕尽人言，以恭俭足国用，以英果断大事，上皆嘉纳。与执政同进呈臣僚论宋齐愈事，初，齐愈为右司员外郎，自围城中出，诣行在，自陈以病在告，不与伪楚事，除谏议大夫。至是，臣僚论其首建议请立张邦昌，按据甚明，上以其欺罔，且首建伪楚之议，震怒，命付御史台鞫治。证验明白，齐愈款服。众颇为之救解，上曰：“齐愈奸恶悖逆如此，岂可不正典刑。
使邦昌之事成，置朕何地？”众乃不敢言。有旨，依法定断，仍榜其罪于通衢。又进呈御史台鞫治陈仲、余大均、洪刍、王及之等公事，皆在围城中诱置内人为妾，及因抄札金银自盗入己。上曰：“此何等时，乃敢如此。”初，四人者，罪不测，众救解之。有旨，情重者长流海岛，余编置岭南。又进呈留守司鞫治承华夫人李氏公事。初，张邦昌退归府第，出禁中，李氏送之，有语指斥乘舆。上闻之，命留守司同御药院于内东门推治，李氏款服，且言邦昌居福宁殿，李氏尝以养女陈氏侍邦昌寝。
其后邦昌之妇入禁中，乃留其亲随人，而易以陈氏归府第。上震怒，谓邦昌敢居宫禁寝殿，奸私宫人，可以见其情状。余奏曰：“邦昌既敢僭窃位号，此乃细故耳。”然上竟以此深罪邦昌。有旨，李氏决脊，降配军营务下民为妻。又宣谕：王时雍逼迫道君出郊之状。余奏曰：“人臣不能仗节死义，而不顾君父，一至于此，虽犬彘有所不若。盖天下所同愤嫉，姑俟边事就绪，徐议再行遣，末为晚也。”因纳札子，乞减上供之数，以宽州县。修盐、茶之法，以通商贾。
划东南官田，募民给佃。仿弓箭刀弩手法，养兵于农。籍陕西、保甲、京东西弓箭社，免支移、折变，而官教阅之。又请于陕西、河北东路京东西置制置使，使以远近相应援。有旨，皆付中书省条具，进呈取旨。其后，遂置诸路制置使，而余事以余罢政皆不果行。
●卷四
初，余尝从容奏上曰：“朝廷外则经营措置河北、河东两路，以为藩篱，葺治军马，讨平盗贼。内则修政事、明赏罚，皆渐就绪。独车驾巡幸，所诣未有定所，中外人心未安。夫中原者，天下形势根本也，一去中原，则人心摇而形势倾矣。臣尝建巡幸之策，以关中为上，襄阳次之，建康为下。今纵未能行上策，犹当适襄、邓，示不去中原，以系天下之心。选任将帅，屯列军马，控扼要害，以折虏人之谋。使今冬无虞，车驾还阙，天下之势遂定。而近日外议纷纭，皆谓陛下且幸东南，果如所言，臣恐中原非复我有，车驾还阙无期，而天下之势遂倾，难复振矣。
”上曰：“但欲迎奉元太后，及津遣六宫往东南耳。朕当与卿等独留中原，训练将士，益兵聚马，虽都城可守，虽金贼可灭矣。”余再拜，赞上曰：“陛下英断如此，虽汉之高祖、光武，唐之太宗，不是过也。”因言履艰难之运者，不宜怀安，高祖、光武、太宗皆身将兵，披甲胄，冒矢石，于马上得之。今固不待如此，但车驾不去中原，则将士思奋，人百其勇，盗贼不敢觊觎，两河易为经略。虽少劳苦，而后享安逸。倘偷取一时目前之安，如后患何？
中外未知陛下圣意，乞降诏以告渝之。上乃命余拟撰诏文颁降，榜之两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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