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凡十余万人。余谓今日盗贼，正当因其力而用之，如光武用铜马、绿林、下江之属以定天下，曹操亦用黄巾以破袁绍。顾所以驾驭之者如何耳。不移徙其部曲，则易以叛去；移徙之，则彼必致疑。正当以术制之，使由而不知，则可。乃以此意奏，上命御营司差官每招安到一头项，即先号令，有元系良民愿归业，及有营房兵卒愿归营者，给券及公据遣之，遣去大半。又择其羸弱不胜兵者放散，独留强壮愿充行阵立功者，以新法团结，每一军差大小使臣充部队将，及择有材略者为统制官以统之。
而其头领，皆命以官于他统制下，充准备将领及差遣之类。于是，无叛去者。独淮南剧贼杜用、山东李昱、丁顺、杨进，皆拥众数万，不可招。而拱州之黎驿、单州之鱼台，皆有溃兵数千人作过。余奏上曰：“方今朝廷，外有大敌，而盗贼乘间窃发，扰吾郡县，其势不先靖内寇，则无以御外侮。盗贼虽主于招安，然不震耀威武，使知所惧，则彼无所忌惮，势难遽平。宜分遣兵将，讨殄数处，则余者自服。”上以为然，乃命御营都统制王渊率师讨杜用，都巡简刘光世讨拱州叛兵，统制官乔仲福讨李昱，韩世忠讨鱼台贼。
不旬月间，皆破之，斩杜用、李昱，获甲马、宝货不赀，余悉平殄。丁顺、杨进乃就招抚司招安，过河。惟李孝忠者，破襄阳，扰京西、湖北。余建议，遣范琼讨之。范琼者，在靖康间为统制官，将兵河东，颇宣力。其后归京师，权步军指挥使。京城破，渊圣幸虏营，留不遣，有阁门宣赞舍人吴革者，私结禁卫，欲劫虏营，迎渊圣归。谋泄，为琼及殿前都虞候左言诛之。上即位，琼不自安，朝廷以其握兵，为降诏，言节义所以责士大夫，至于武臣、卒伍当阔略之，以责后效。
琼尚反侧。至是，余奏遣之讨贼，使离都城。琼以朝廷委用之，心乃安，卒执孝忠，招安其余以赴行在。一日，与执政奏事便殿，上出绢背心一，宣谕曰：“道君自燕山密遣使臣赍来，领中有亲书八字，曰：‘便可即真，来救父母’。”余与执政皆泣涕，奏曰：“此乃陛下受命于道君者，宜藏之宗庙，以示后世。道君远幸沙漠，所望于陛下者如此，臣敢不竭尽驽钝，措置边事，以副陛下圣孝思慕之意。”执政退，余留身论及靖康问事。上曰：“渊圣勤于政事，省览章奏有至终夜不寝，而卒有播迁之祸，何也？
”余奏曰：“渊圣在东宫十余年，令德闻于天下，及即大位，忧勤恭俭，虽古之贤主无以远过。适当国步艰难之时，勤俭有余而英明不足，不能分别忠邪，群言纷至，为小人之所惑，故卒误大事。人主之职，但能知人而任之，近君子而远小人，虽不亲细务，大功可成。不然，虽衡石程书，卫士传餐，亦无益也。”上以为然。余因论靖康之初，金人犯阙，中国所以应之者，得策凡二。道君内禅，一也。渊圣固守，二也。使其后更得一策，中国可以无事，而和与战两者皆失之，遂至大故，而夷狄之患至今为梗。
方金人初犯阙，提兵不过六万人，既薄城下，累日攻击，知都城坚而士卒奋励，不可攻。则遣使厚有所邀求而请和，臣献策渊圣，以谓金人之所邀求，有可许者、有不可许者，宜遣使者往来款曲，与之商议，俟吾勤王之师既集，然后与之约，其可与者，许之。其不可与者，坚执而勿许。则约易成，而和可久。当时不以为然，一切许之，其后果不能如约，遂再入寇，此失其所以和也。勤王之师集于都城四面者，三十余万，臣献策渊圣，以谓兵家忌分，宜使节制归一，用周亚夫困七国之策，以重兵与之相临，而分兵收复畿邑，使无所得粮，俟其困而击之，一举可破。
当时不以为然，置宣抚司，尽以勤王之兵属之，故姚平仲得先期举事，而朝廷惩劫寨小衄，不复议兵。贼退，又不肯邀击，遂使金人有轻中国之心，而中国之势日弱，此失其所以战也。夫机会之来，间不容发，一失机会，悔不可追。譬犹医者治病，证候既明而不投药，遂有至于不可料理者矣。今日机会，尤不可失，愿陛下以靖康为鉴，审处而决断以应之，庶可以成功。”上曰：“靖康之初能守，而金人再来遂不能守，何也？”余奏曰：“靖康之初与靖康之末，其势不同，条目甚多，臣请论其大者。
金人初入寇，未知中国虚实，亦无必犯京阙之意，特中国失备，无兵以御之，故使得渡河以至城下。而粘罕之兵，亦失期不至。及其再来，两路并进，遂有吞噬中原之心，此其不同者一也。靖康之初，贼至城下不数日间，勤王之兵已集，及其再来，贼已围城，始以蜡书募天下兵，遂不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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