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其后变为广骑，乃府兵废弛，不得不出于召募也。德宗之世，召募者多市人不可用，故欲复府兵之法，然其时亦竟不能复。孔子曰：“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无事耕种之农，岂能娴于武备？有事征发之扰，岂能兼顾农桑？以此为制，不但弃其兵，并弃其民矣。古者六乡六遂之法，远不可稽。后世民以养兵，兵以卫民，彼此相资。唐宋以来，法制渐详，军农实称两便。安有惜养兵之费，而弃不教之民者乎？本朝设立八旗，京师重地，禁旅云屯，又有巡抚三营，以诘奸禁暴。
外省分设驻防将军，以及提镇。内外相维，训谏甚备。无事则分处什伍，兵不扰民。有事则整旅出疆，兵以卫民。此万古之良法。今八十年来，太平无事。老耆以寿终，幼孤得遂长，孰非兵防卫守之力哉？民间虽有正供以佐军糈，然所出仅百分中之一耳，其得养兵之利也多矣。而陆生楠之为此说者，盖其怀蓄逆乱之心，郁不得逞，故以国无养兵之费，以摇动人听，冀或更制以紊乱军政。所谓执左道以乱政，言伪学非以疑众者，王法之所不宥也。其论隋炀帝，云“后之君臣，倘非天幸，其不为隋之君臣者几希”等语。
隋文帝以勤学节俭为治，史称其仓库实而法令行。至隋炀帝以骄奢淫佚，自取败亡，非可诿之于天也。后之人主，不为炀帝之行，岂至有炀帝之祸？又何为而望天幸乎？陆生楠之意又何指也？其论人主，云“人愈尊，权愈重，则身愈危，祸愈烈。盖可以生人杀人赏人罚人，则我志必疏，而人之畏之者必愈甚。人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故其蓄必深，其发必毒”等语，人主身为天子，富有四海。自尧舜禹汤以来，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岂有位尊而即危祸者乎？
至于生杀赏罚，人主皆奉天命天讨以行之。其生杀赏罚者，皆其人之自取耳。朕临御以来，曰理万几，皆奉若天道。因物以付，未尝以己意生杀人赏罚人。而陆生楠为畏之怒之报之之说。试问在廷诸臣，朕自雍正以来，曾以藩邸旧人而擢用者何人？曾因当时宿怨而治罪者何人？且朕从前与外廷之人，毫无恩怨，又何所庸其畏，何所庸其怒，何所庸其报哉？且云蓄必深，发必毒，此陆生楠指阿其那等而言，抑陆生楠自蓄此心也？阿其那等各案，内外臣工之所共知，无俟朕再为告谕。
陆生楠亦身列仕籍，岂无见闻而为此论？其狂悖恶乱，不亦甚乎？又云：“虽怒之而不敢泄，欲报之而不敢轻。”乃陆生楠自述其心也明矣。虽蓄怒而不敢显言，是以托于论列通鉴。以微泄其愤，又怨而欲报，欲报而不能，但以身为祸烈等语，肆为咒诅。其逆谋发露，公然形于纸笔矣。其论相臣，云“当用首相一人，首相奸谄误国。许凡欲效忠者，皆得密奏。即或不当，亦不得使相臣知之”等语。夫从来不废密奏者。原欲周知天下之利弊，无专令参揭相臣之理。
况尊贤之道，最要在于去谗。敬大臣之道，在于官盛任使。君臣一德一心，乃为元首股肱之义。是以择相之道，惟在得人。若既得其人，而又使人密奏。且奏或不当，而犹多方掩饰。是窥伺挟诈，教人以谗慝而招人以排陷也。且臣相果属忄佥邪，便当露章宣奏，而群小故为排沮。或欲动摇大臣，或从门户起见，人主自宜分别是非，以定邪正，岂可调停和处于其间乎？又云“因言固可知人，轻听亦有失人。听言不厌其广，广则庶几无壅。择言不厌其审，审则庶几无误”等语。
舜命禹曰：“无稽之言勿听，勿询之谋勿庸。”召公告武王曰：“言以道接。”朕于人言必决之以理，揆之以情，未尝拒人之言，亦未尝轻听人言，此内外臣工所共知者，陆生楠何为而有此讥议乎？又云“为君为臣，莫要于知人而立大本，不徒在政迹，然亦不可无术相防”等语。君臣之间，岂容丝毫权术乎？三载考绩，必以政事为据。若不以政迹，人亦何由而知耶？其论王安石，云“贤才尽屏，咨谋尽废，而己不以为非，人君亦不知人之非，则并圣贤之作用气象而不知”等语。
圣人廓然大公，物来顺应，有何作用乎？宋神宗锐意求治，而安石任意更张，其失在于作用明矣。又云“笃恭而天下平之言，彼固未之见；知天知人之言，彼似未之闻也。人无圣学能文章，不安平庸，鲜不为安石者”等语。安石之误国，在于不引其君于当道。非谓知天知人，惟有端居深拱，静默无为。笃恭于无声无臭之表，而遂可使天下平也。故夫笃恭而天下平者，正由敬信劝威之道，而极言其效如此。非百务尽隳，上下暌绝而后可为治也。其文词议论，险怪背谬，无理之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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