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论从伪罪，窜逐各有等差。七月，右正言邓肃请窜张邦昌伪命之臣。潘良贵亦乞分三等定罪。高宗以邓肃在城中，知其姓名，令具实来奏发。肃乃奏言：“叛臣之上者，其恶有五：一、自侍从而为执政者，王时雍、徐秉哲、吴升、莫俦、李回也；二、自庶官及宫观而起为侍从者，胡思、朱宗之、周懿文、卢襄、李权、张定尹是也；三、撰劝进文与撰赦书者，颜傅文、王绍是也；四、事务者，金人已有立伪楚之语，朝士集议，恐不如礼，遂私结十友作事务官，讲册主之议；
五、因邦昌更名者，何昌言、昌辰是也；己上定为叛臣之上，置之岭外。其次者，其恶有三：一曰诸执政侍从台谏称臣于伪楚及拜于庭下是也。执政则冯澥、曹辅；侍从已行遣矣，独有李会尚为舍人；台谏则洪昌、黎确及举台之臣是也。当日有为金人根括而被杖者四人，以病得免。
二曰以庶官而升擢者，不可胜数，乞委留守司按籍考之，则无有遗者。三曰愿为奉使者，黎确、李健、陈戩是也。已上定为叛臣之次，于远小州军编置羁管。”诏宗泽留守东京，李纲荐之也。先是虏使八人，以使伪楚为名，泽擒使者械系之。宗泽抗疏请高宗还京。七月，诏取太庙神主赴行在，仍命移所拘虏使于别馆。宗泽又上疏曰：“臣不意陛下再听奸臣之语，浸渐望和，为退走计；遣官奉迎神主，弃河东北淮南陕右七路生灵如粪壤；又令迁虏使于别馆。
不知一二大臣于贼虏情款何其厚，而于国家訏谟何其薄也”八月，元祐皇后发京师。都人始望车驾还内，及太后行，莫不垂泪。九月，累表请上还京。时宗泽募义士守京城，造决胜车二千余乘，据形势定二十四累壁于城外，驻兵数万，结连两河山水寨及陕西义士。乃表上曰：“臣比闻远近之惊传，谓主上有东南之巡幸，此诚王室安危之所系，天下治乱之所关，增四海之疑心，置两河于度外。”表上不报。宗泽又抗疏极言：“京师祖宗二百年基业，陛下奈何欲弃之以遗海陬之虏！
”高宗付中书省议。汪伯彦、黄潜善相与讪笑，谓宗泽为狂。张悫厉声曰：“如宗泽忠义，若得数人，天下定矣！何畏乎金贼哉”二人语塞。十一月，粘罕欲并力图汴，知宗泽有措置大略，未可力图，遂遁而去。十二月，虏再犯东京，宗泽败之，虏果不得志而遁。宗泽遣判官奉表请高宗还京，且曰：“神京者，太祖、太宗一统之本根，愿以二百基业为念！”高宗下诏择日还京。
【建炎三年】宗泽招抚河南群盗，又募义士合百余万，粮可支半岁之食。泽上二十余疏请高宗还京，又上疏欲合诸将渡河。汪伯彦、黄潜善力主迁幸东南之议，忌宗泽成功，屡沮挠之。泽因忧郁成病。十月，宗泽疽发背死，临终无一语及家事，但连呼“过河”者三。又厉声高吟曰：“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遗表犹赞高宗还京。以杜充为东京留守。充反宗泽所为，由是两河豪杰皆不为用，城下兵往往去为盗贼。王伦使虏，与傅雱俱在粘罕军前，为其所留。
【建炎三年】五月，洪皓充通问使，高宗遗粘罕书，愿比藩臣。七月，胡寅请绝和议，乃上疏曰：“臣闻和之所以可讲者，谓两地用兵，势力相敌，可也；非强弱盛衰不相侔，所能成也。以使命之弊，为养兵之费，此乃晋惠公征缮立圉之策，汉高祖迎太公、吕后之谋也。以今观之，彼强我弱，势力不侔，若纳赂，则孰富于京室纳质，则孰重于二帝饰子女，则孰多中原佳丽遣大臣，则孰加于异意之宰执以此议和，徒堕虏计中，而为其所绐也。为今之计，莫若罢绝和议，一意自治，命将治兵，裕财足食，以图恢复，庶不虚老岁月，为虏所饵也。
”胡寅疏入，吕颐浩恶其切直，罢之。
高宗因宗泽累表还京之请，至是时李纲入相，月余，边防军政已累就绪，高宗下诏修京城，乃曰：“朕欲统督六军，以抚京师及河东北路。已迎奉隆祐太后，津遣六宫及卫士家属，置之东南。朕与群臣独留中原。可缮修都城，择日还京。故兹诏示，想宜知悉。”
高宗虽下诏修京城，而还京之意终未决，车驾行幸未有定向。李纲谏曰：“今六飞纵未入关，当适邓、襄，以示不忘中原之意。近闻一二执政，劝陛下迁幸东南，果尔，则中原非我有矣！”高宗曰：“但奉迎六宫往东南尔，朕当与卿留中原。”纲拜贺。故降前诏。汪伯彦、黄潜善从客言于上曰：“上皇之子三十人，今所在者惟圣体耳，可不为避狄计万一京师不守，则大事去矣！陛下试熟思之！”高宗又降手诏，谓京师今未可往，当幸东南为避狄计。
李纲力争，以为不可幸东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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