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攻常熟，获张士诚弟士德以归。”《皇明本纪》云：“明年，复破其兵于宜兴湖桥，擒其弟张九六，并获其战船、马匹。”皆与《武桓碑》相合。湖桥在虞山西北，通福山港，为舟师入江要地，故士德被擒于此。基由琴川次福山港，舟中望虞山，至今可想其处。《本纪》曰宜兴传写之讹也。又考《实录》：“丁酉七月丁丑，徐达兵徇宜兴，取常熟，击张士诚兵，败之，获马五十匹，舟三十艘，降其兵甚众。”《武桓碑》纪攻常熟在丙子，《实录》纪在丁丑，相去仅一日，固知即此一役也。
云徐达兵取常熟，而不言武桓者，武桓方以领军先锋，听大将调遣，常熟之兵，亦听武宁调遣，故没而不书，独于取常熟下脱士德就缚之事，则以丙申误记于前故也。然此事所以传讹者，盖亦有故。丙申七月既擒张、汤二将军，十一月又擒其枭将张德，用兵之际，羽书交驰，奏报错至，流传既久，即圣祖制《碑》之日，亦止据一时功状书之，未及是正耳。《平吴录》载士德援常州被擒在丁酉三月，尤为无据。其他纪载纷如，又不足道也。
夫史家异同，必取衷于国史，而国史多不足信，至如开国元勋之碑，出自御笔，传诸琬琰，非他金石之文，所可伦拟，而犹或未免于传疑。史家之难，岂不信哉！余以万历戊午读《夷白集》，怀疑胸臆，如有物结啬者。迄今数年，排缵解剥，稍有条理，乃敢次第书之，未知后之君子其以为何如也？
天启六年七月二十日，虞山老民钱谦益书。八月，平江张士诚为书请降于元，元江浙左丞相达识帖睦尔承制令参知政事周伯琦等至干江抚谕之，诏以士诚为太尉，士德为淮南行省平章政事。时士德已为大明兵所擒。明年，士诚寇嘉兴，屡为完者所败，乃遣蛮子海牙以书诈降。蛮子海牙尝为南行台御史中丞，以军结水寨，屯米石，为大明兵所败，因走归士诚，故士诚使之来。而书词多不逊，完者欲纳之，达识帖睦尔不可，曰：“我昔在淮南，尝招安士诚，知其反覆，其降不可信。
”完者固劝，乃许之。士诚始要王爵，达识帖睦尔不许。又请爵为三公，达识帖睦尔曰：“三公非有司所定，今我虽便宜行事，然不敢专也。”完者又力以为请，达识帖睦尔虽外为正词，然实幸其降，又恐拂完者意，遂授士诚太尉，其弟士德淮南行省平章政事，士信同知行枢密院事，其党皆授官有差。士德寻为大明兵所擒，复升士信淮南行省平章政事。然士诚虽降，而城池、府库、甲兵、钱谷，皆自据如故。于是，朝廷以招安士诚为达识帖睦尔功，诏加太尉。
（《元史达识帖睦迩传》）
昆山数为方国珍海军攻击，士诚托丁氏往来说合，结为婚姻，昆山之民，幸遂苏息。湖之长兴与武康、广德相界，花枪军出没之地，虽互有胜负，然亦不胜其苦。所跨三州，皆邻敌可畏者，特集庆一军最盛。陆路则无锡、宜兴、长兴，水路则太湖，士马震耀，舳舻相衔。自后长兴陷，常州又陷，士德战败被擒，俘致集庆，俾其作书劝土诚归附，士德以身徇之，终无降意。士诚势穷力迫，愿就丞相招安，使者往返，迄莫成就。周仁亲诣江浙省堂，具陈自愿休兵息民之意，议始定，时十七年八月也。
朝廷诏赦其罪，后授士诚太尉，开府平江。士诚以下，授爵有差。立江淮分省江浙分枢密院于平江，以设其官属。（《辍耕录》）
士诚纳款于元，奉正朔，元不得已，拜为太尉。士诚虽假元封爵，实不用其命，立参军府及江浙、淮南二省。（《太祖实录张士诚本传》）士诚立枢密院，建百司，集兵旅，以腹心之将徐义、徐志坚典亲军，李伯升制军事，幕官韩谦、钱辅、黄参军任谋略，相与﹃力，遂南侵江浙至绍兴，北逾江淮抵徐州至济宁之金沟。（《太祖实录》）以幕官韩谦、钱辅及王敬夫、蔡彦文、叶德新三人为参军。（《平吴录》）江浙行省丞相承制假周伯琦参知政事，招谕平江。
士诚既降，除伯琦同知太常礼仪院事，士诚留之，未行，拜资政大夫、江浙行省左丞。于是伯琦留平江者十余年。（《元史周伯琦传》）伯琦被留于吴，士诚为造第宅于乘鱼桥北，厚其廪给。伯琦日与诸文士以文墨流连，因亦忘归。（《平吴录》）十七年，士诚改隆平府为平江路。（《卢熊志》）士诚既受封，始迁入府治。（《平吴录》）太尉府妙简僚属，淮南周君信夫由行枢密断事官经历进辟掾史，十八年八月二日也。信夫尝以枢府掾从事平章、荣禄公矣。
太尉以武济时，以文经国，不爱玉帛、舆马，招徕贤俊，闻风而至者相望也。列辟庶僚，乃有忠谨老成如信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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