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山东、河南北人，结集起兵，请援南宋，世宗始令上国人，筑土室以居河南北，以河南北人为上国，今七十年矣，亦不闻上国人以河南为不可居者，此小节耳，岂可妨大计？”议论久不决。五月，葬德宗于福宁陵，虞主返，上迎泣过悲。侍读高宗直曰：“陛下宜少宽圣情，在礼不过始接三举，已至并爵酹四举耳。”上曰：“不然，卿独不见诸公近日议论乎？陵寝宗庙自兹益远。”宗直亦泣下。知永兴军大行台御史大夫邵纂奏曰：“闻崇义奏乞迁都，俟山陵以后，当有定议。
今盛暑无几，秋风渐劲，迁国大事敢竟一岁而图之，恐北兵既来，噬脐无及。”十八日虞祭。十九日诏曰：“国有大事，谋贵佥同，我太祖效文王之兴岐，居龙朔以有天下，忠献继周公之卜洛，宅中京以朝诸侯，顷岁多虞，兵灾未已，臣邻思久远之计，国人怀故本之思，合各进言，以图长策。”是日，集议于秘书省，嗣王二人既承诏，皆无语。枢密完颜宗鲁对曰：“盘庚迁亳不可效袭，平王迁洛愈见衰微，我国家以雄强战斗奄有南北，今一旦示弱，远投梁魏，以此御敌，恐其不然。
古人有言，我能往，寇亦能往。苏峻之乱，人皆欲迁会稽、豫章，而王导不听，迄能立国百年。今徒见北人有画河之议，欲自燕而南迁，舍河北以厌北人之欲，则河南、山东为国家之久计，臣恐不然。不若以宗庙社稷之重，君臣上下竭力死守京都，以转输中原，使中外犹知我为雄强之国。臣以为，有中京，则有河之南北也；无中京，则河北不可保，河南其能独立乎？”云云。
时枢密乌陵用章以再保京城有功，人多附之，意谓有人则中京不必动。聂希古中不能平曰：“诸君各思为社稷计，勿怀己私，徒口舌之辨。”用章本无他意，直前言曰：“中京当迁，已无可议，今惟议所迁之地可也。”秘书监兼中书舍人俞宪之、著作郎雍迪曰：“枢密之言是也。太原地瘠，浸近北国与西夏，中山犹燕京也，永兴、太原皆不可。惟大名、洛阳、汴京可耳，惟上所择。”参政费钦曰：“汴京为四通八达之冲，梁宋地平，赵氏居之，至宣和而事体可见。
然彼所以居者，资给东南六路漕运。今我何仰？不若洛阳，为天下中，犹有险固可守。”聂希古曰：“洛阳不如永兴，汴京不如洛阳，洛阳诚可都也。但洛阳宫殿废坏，地多荒圯，今若一旦修造，则国力不支，若因仍，则非以为帝王之都。汴都宫阙，自正隆主缮修之后，今犹坚完，气势犹壮，权居之宜，惟汴为可。”侍郎李迪曰：“国初不以河南为要，忠献王、忠烈王常视为去来之物，兼迫近南宋，亦不宜居。”直学士院孙大鼎曰：“太宗平宋，以康王在南，知人心有故国之思，每切虑之，岂是不要耶？
今日之事，固已久矣，都知何疑？宋之用事似非有大志。彼方以韩侂胄为戒，谁敢议此？况吾国兵较北兵诚不如，较宋则制之有余力。”
聂希古曰：“众议纷纭，各为矛盾，自晨至晡，尚犹未决，惟白上以定都于汴。”众犹以李迪之言为然。翌日，孙大鼎又疏曰：“古今殊时，事势亦异，论事不如论意，知其意则事可知，臣窃惟太宗命忠献王及庄、武二太子之伐宋，初至汴京而回，忠献再往，极其智巧，胁之以威，诱之以术，夕虑朝行，谋终谨始。考其设施，大略有三：汴京既克，不忍肆兵，诱之使至，始行废夺，凡其子弟群从布置耳目，搜录无遗，惧颠木之由蘖，终将为国之害，不思康王在于河北。
大军既返，宋号复兴，天时方暑，未可回辙，秋风稍劲，忠献以三千骑由山东以趋淮甸至扬州，随得而复失，续遣四太子越江穷追于海隅，以乘桴而不及，胜败相当，势始可虑，此其一也；宋既有主，兵交未已，汴、洛、陕西是其故墟，忠献惧亟取则百姓难谙于政化，先立张楚，次立刘齐，若果争必取，则复树立靖康君，使其兄弟相为禁持号令，而南自弱谋未尽行。忠烈当国，锐意为取江南之计，归三京以诱其将兵于平地，彼守河则江必虚，彼不守河，则是我尝归之，彼自委弃在遗民当自归曲于其主，此其二也；
天会八年冬，诸大臣会于黑龙江之柳林，陈王悟室忧宋氏之再兴，其臣如张浚、赵鼎则志在复仇，韩世忠、吴玠则习知兵事。
既不可以威服，复构怨之已深，势难先屈，欲诱以从，阴纵秦桧以归，一如忠献王之所料。及诛废其喜事贪功之将相，始定南疆北界之区画，然后方成和议，确定誓书，凡山东、淮北之民多流寓于江南，及杜充、张忠彦之家属，悉令发还。盖惧在南或思归南，鼓扇摇惑，易以生隙，务令断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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