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亲见外夷之横，异种之教驾于尧舜之上，以屠割我中国，其耻之深痛，为何如耶？耻之，则必求洗其耻，求洗其耻，非自奋于学不可。孟子云：“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必矢以身殉道之心，然后为有耻，然后能立志。此耻之全量也。而在诸生，则尤有切要之图。当思与中国并立者，何以他国之人皆智皆巧皆富强，中国独愚拙而贫弱，人且谓我为野蛮，为无教化。以炎黄之种，生清淑之区，承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教，而令人訾为野蛮无教，而愚拙贫弱，则诚不如人，此其可耻为何如，诚不可一夕安矣！
耻则愤，愤则勤。
吾前多言兵事，若以武夫待文士者，不知是即孔子之道也。孔子论学曰：“愚必明，柔必强。”勇为达德之一，弱为六极之终，自强不息，道乃上拟天行。然则学问之事，以知始，以强终，果窥圣人之道，未有不强者也。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今开特科，名曰武备，朝廷之意可知矣。诸生即为一身功名计，处今日世界，不耐勤劳，何能任事？故当孜孜以求其明并求其强也。明者，治心之效；强者，治身之效。宋儒谓变化气质，变昏愚之气而清明，变脆弱之质而强健也。
诏旨所分六门，不过政艺。政，古之大学也；艺，古之小学也。西政之善者，求之吾古，无一不备，而易流于空谈，当与吾今日所行之政相比较，则一旦当自能坐言起行。西人之艺，则极神奇，此殆天为之开，俾西人数十年研求以贶我中国者，彼为其劳，我为其逸，我辈宜各占一门，日夜殚心，若有其器，如法试验，不过三年，即能贯通。西人汽机、轮船等事，其分功课，亦不过三年也，但算学、重学，无论自占何门，须先通。
吾辈未入仕途，所学内修、外交、理财、经武，虽言之极精，均空谈而无实事，则吾前所谓求实事者，将何以求？曰：“此其本，在存心；而其用，在观时。”视天下之患，如在其身，西人何以富，我何以贫，人何以强，我何以弱，人何以不讳言利而贪黩者少，我何以言仁义而污处者多？以西国之政事对镜，而我之弊不可掩，以西国之政证以我之三代而上，而我之弊愈不可掩。而救弊之方是在矣，实心奉行内修、外交、理财、经武。中国之弊，皆积于唐宋以来以文取士，故弊在此也。
故求实须黜浮词，而能黜浮词则自能观时始。观时何以能黜浮词？曰：“外洋诗书礼乐之化不如中国也，然而国日富强，仁义道德之训不如中国也，然而自谓有教化，其故何哉？”外洋之事治，中国之事不治也。中国之事何以不治？取士之时，以文不以事，则士之读书，亦只求能文而不求能治事。故朝廷之政，吏例持之，行省之政，幕宾家丁持之。非甘让行政之权于人也，平素并未讲求，一入仕途，每遇一事，均茫然无所措手，不得不假手于人，而弊丛生矣。
今则六七大国相逼，理财之权授于人，治兵之权授于人，近且黜陟之权亦授于人，而瓜分之说且昌言不讳。宦途日棘，不欲入仕途则已，欲入仕途，兵刑钱谷之事，可不预为讲求哉？
其曰“广识”，何也？曰今之祸较战国为急而且大，战国仅中原之地互相争夺，今则合五大洲相争夺矣；战国之秦专尚兵力，今则以商务夺我之财，以教士诱我之民，其祸酷于金元，较五胡而过之；五胡仅恃强悍，今则加以智巧，万非中国所能敌；故欲救今日之弊，非洞悉西国之政治、工艺不可。西人风气日开，每岁新出之书多至万余种，诸事日益求新，中国乃固守唐宋以来之旧见，乌得不日见削于人也。故能识周六合，然后可以上下千古，井田封建，皆后儒所谓万不能行者，今则万不能不行矣。
观炮火之烈，然后知井田沟洫之法所以为国也；观吏胥之横，然后知乡官州遂之制所以联民也。至于学校，尤万不可以不复古，非西人行之而效，孰敢作此论哉！故西人艺事之书可读，其政治之书尤不可不读。
其曰“乐群”，何也？五大洲上之人分五种，欧罗巴人为白种，利未亚人为黑种，南洋各岛为棕色种，美利坚人旧为红种，今被白种驱逐逃于深山，如云南之怒夷，黑人仅为白人之奴，棕色人多见并于白人，惟我中国为黄种，知识不亚白种而日见削弱，其故何也？白人能群，各色人不能群也。今外患日逼，非合天下为一心一力，不足以救之，故今日第一义，当自能群始。能群，即孔孟悲悯之心，必能使中国为一人，然后能使天下为一家，否则人以天下为家，我将为之奴隶矣，可不痛哉？
故吾愿人人能去自私自利之见，以勉求当世之务而共支危局，不独忠于国也，黄帝尧舜以来，圣贤之神灵，实我凭之矣。
以上各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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