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而终甘缄默。谨略献其愚忱，上备圣明采择。”谕旨：“郭嵩焘所奏，不为无见。前经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奏明将俄国约章。分别可行不可行，咨行曾纪泽遵办。原就已定之约，权衡利害，以为辩论改议之地。第思俄人贪得无厌，能否就我范围，殊不可必。此时若遽责其交还伊犁全境，而于分界通商各节，未能悉如所愿。操之太蹙，易启衅端。若徒往返辩论，亦恐久无成议。曾纪泽前往俄国，当先将原议交收伊犁各节，关系中国利害，碍难核准之故，据理告知，看其如何答复。
如彼以条约不允，不能交还伊犁，亦只可暂时缓议，两作罢论。但须相机引导，归宿到此，即可暂作了局。惟不可先露此意，转使得步进步，别有要求。至旧约分界通商事宜，应修约章，本与交收伊犁之事，不相干涉。俟事定之后，当再令左宗棠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分别办理。此意亦可向俄人告知也。”曾纪泽既奉使命，未至俄。以崇厚遽拟大辟，俄人大怫，恐交涉无从转圜，请贷其死。谕言：“崇厚违训越权，所议条约，诸多窒碍。经廷臣会议罪名，定以斩监候，实属罪有应得。
乃近闻外论，颇以中国将崇厚问罪，有关俄国颜面。此则大非朝廷本意。中国与俄国和好，二百余年，实愿始终不渝，无失友邦之谊。崇厚奉命出使，于中国必不可行之事，并不向俄国详切言明，含糊定议，罪由自取。朝廷按律惩办，以中国之法，治中国之臣，本与俄国不相干涉；第恐远道传闻，于中国办理此案缘由，未能深悉，或因误会而启嫌疑，未免有妨睦谊。兹特法外施恩，将崇厚暂免斩监候罪名，仍行监禁。俟曾纪泽到俄国后，办理情形若何，再降谕旨。
”著曾纪泽知照俄国，并告以为中国与俄国和好之据。纪泽以朝论纷拿，虑轻议启衅，乃熟权情势，豫为论列。疏言：“伊犁一案，大端有三：曰分界，曰通商，曰偿款。筹办之法，亦有三：曰战，曰守，曰和。言战者谓左宗棠、金顺、刘锦棠诸臣，拥重兵于边境，席全胜之势，不难一鼓而取伊犁。似也。臣窃以为伊犁地形岩险，攻难而守易，主逸而客劳。俄人之坚甲利兵，非西陲之回部乱民，所可同日而语。大兵履险地以犯强邻，直可谓之孤注一掷，不敢谓为能操必胜之权。
不特此也，伊犁本中国之地，中国以兵力收回旧疆，于俄未为所损；而兵戎一启，后患方长，是伊犁虽幸而克复，只可为战事之权舆，而不得谓大功之已蒇也。俄人恃其诈力，与泰西各国，争为雄长，水师之利，推广至于东方，是其意不过欲藉伊犁以启衅端。而所以扰我者，固在东而不在西，在海而不在陆。我中原大难初平，疮痍未复。海防甫经创设，布置尚有未周。将来之成效，或有可观。第就目下言之，臣以为折冲御侮之方，实未能遽有把握。又况东三省为我根本重地，迤北一带，处处与俄毗连，似有鞭长莫及之势。
一旦有急，尤属防不胜防。或者论俄多内乱，其君臣不暇与我为难。臣则以为俄之内乱，实缘地瘠民贫，无业亡命者众也。俄之君臣，常喜边陲有事，藉侵伐之役，以消纳思乱之民。此该国以乱靖乱之霸术，而西洋各国之所稔知。凡与之接壤者，因是而防之益严，疑之益深，顾未闻有幸其灾而乐其祸者，职是故耳。又或者谓连结欧州各邦，足以怵俄人而夺其气。是固欲以战国之陈言，复见诸今日之行事。不知今日东西各国之君，非犹是战国时之君，各国之政，非犹是战国时之政也，各邦虽不尽民主，而政则皆于议院主持。
军旅大事，尤必众心齐一，始克有成。今日之使臣，虽得辩如苏张，智如随陆，亦不能遍赴各国议院之人而说之。即令激之以可怒，动之以可欲，一旦奋兴，慨然相助；试思事定之后，又将何以厌其求？曩者俄土之役，英人助土以拒俄，大会柏灵，义声昭著；卒之以义始者，实以利终，俄兵未出境，而赛卜勒士一岛，已入英人图籍矣。况各邦虽外和内忌，各不相能，而于中华，则犹有协以谋我之势。何也，一邦获利，各国均沾。彼方逐逐耽耽，环而相伺之不暇，岂肯显违公法，出一旅以相助？
是战之一说，今固未易言也。言守者，则谓伊犁边境，一隅之地耳，多予金钱，多予商利以获之，是得边地而溃腹心，不如弃之，亦足守我所固有。伏维我朝自开国以来，所以经营西域者至矣。康熙、雍正之间，运饷屯兵，且战且守，边民不得安处，中原不胜劳敝。而我圣祖世宗，不惮勤天下之力，以征讨之，良以西域未平，百姓终不得休息耳。迨至乾隆二十二年，伊犁底定，西陲从此安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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