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暂听俄人驻扎者此也。四曰驻扎英法两国公使，不宜遣使俄国。西洋各国，互相联络，各视其国势缓急轻重，与其恩怨，以为之程。数百年来，攻伐兼并，事变百出。而目前大势，则英法两国为私交，俄德两国为私交，德与法仇恨方深，英与俄尤为累世积怨，其心意所向背，即其喜怒好恶，亦皆为之转移。臣尝谓英法共一公使，俄德亦当共一公使。凡为公使驻扎，非但以虚名通两国之好而已，实有维持国体之责与商造事件之权。遣使会议，当在伊犁。而其难通之情，与其两不相下之势，由驻俄公使，达之俄国朝廷，以持其平而分其责。
此亦万国公法所当准情据理，通论其节要者。似此加派使臣，改议已定条约，恐徒资俄人口实，以肆行其挟制之术。俄国新报，已言《伊犁条约》，由英人播弄翻悔，亦可窥见其用心矣。臣所渭驻扎英法两国公使，不宜遣使俄国者此也。五曰定议。崇厚罪名，于例本无专条，亦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臣查崇厚贻误国家，原情定罪，无可宽假。然推其致误之由，一在不明地势之险要，如霍尔果斯河，近距伊犁，特克斯河，截分南北，两路均详在图志，平时略无考览，俄人口讲指画，乃直资其玩弄。
一在不辨事理之轻重，其心意所注，专在伊犁一城，则视其种种要求，皆若无甚关系，而惟惧缴还伊犁之稍有变更。一在心慑俄人之强，而丧其所守。臣奉使出洋，以崇厚曾使巴黎，就询西洋各国情形，但言船炮之情，兵力之厚，以为可畏。崇厚名知洋务，徒知可畏而已。是知其势而不知其理，于处办洋务，终无所得于心也。一在力持敷衍之计，而忘其贻害。臣在巴黎，与崇厚相见，询以使俄机宜。仅言伊犁重地，岂能不收回。臣颇心怪其视事之易，而亦见其但以收回伊犁为名，于国事之利病，洋情之变易，皆在所不计。
故常以谓于西洋交接，亦当稍求通悉古今事宜，中外情势，而后可以应变。是以崇厚之罪，人能知而能言之。而当定议条约之时，崇厚不能知也。参赞随员，亦皆不能知也。置身数万里之遥，一切情势，略无知晓，惟有听俄人之恫吓欺诬，拱手承诺而已。朝廷以议驳条约，加罪使臣，是于定约之国，明示决绝，而益资俄人口实，使之反有辞以行其要挟。崇厚殷实有余，宜责令报捐充饷赎罪，而无急加刑以激俄人之怒。即各国公论，亦且援之以助成俄人之势。
臣所谓定议崇厚罪名，当稍准万国公法行之者此也。六曰廷臣主战，只是一隅之见，亟宜斟酌理势之平，求所以自处，而无急言用兵。臣查西洋构患以来，凡三次用兵。广东因禁烟，宁波天津因换约，皆由疆臣措置失宜，以致贻患日深，积久而益穷于为计。然其时中外之势，本甚悬绝，一切底蕴，两不相知，徒激于廷臣之议论，愤然求一战之效。至今日而信使交通，准情处理，自有余裕。俄人之狡焉思逞，又万非比英法各国，专以通商为事。衅端一开，构患将至无穷。
国家用兵三十年，财殚民穷，情见势绌，较道光咸丰时，气象又当远逊。俄人蚕食诸回部，拓土开疆，环中国万余里，水陆均须设防，力实有所不及。即使俄人侵扰边界，犹当据理折之，不与交兵角胜。何况以伊犁一城，遣使与之定议，准驳应由朝廷。纵彼以兵力要挟，亦可准度事势之宜，从容辨证，何为贸然耀兵力以构衅端，取快廷臣之议论。臣所谓廷臣主战，只是一隅之见者此也。窃以为国家办理洋务，当以了事为义，不当以生衅构兵为名。名之所趋，积重难返，虽稍知其情状，亦为一时气焰所慑，而不敢有所异同。
臣之愚昧，直知今日之急务，固不在此。应恳饬令驻俄使臣，转达俄国外部，以伊犁一城，为天山南北两路关键，中国必待收回。而此次崇厚所定条约，万难核准。所有俄兵驻扎伊犁，应暂无庸撤退。从前喀什噶尔，曾经与俄通商，应否照旧举行之处，由陕甘督臣左宗棠，与俄国督兵大臣，会商核办，以期妥善，毋得轻易率请用兵，致失两国交谊。开诚布公，正辞明辩，或冀挽回万一。以后与俄人交涉，亦可于此稍得其端倪。关系大局，实非浅鲜。臣以庸愚，奉使无状，万口交谪，无地自容。
积年以来，心气消耗，疾病日增。里居逾岁，足迹未尝一出门户，自分衰病余生，无复犬马图效之望。而轸念时艰，重以崇厚之昏庸，贻误多端，几至无可补救。臣粗有所见，诚知一时公论，于此必多牾。然求之事理，征之史策，准之国家之利病，验之各国之从违，允宜及早断行，以免多生枝节。为时愈久，议论愈繁，则益难于处理。是以不避诟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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