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后睹其暴贵，又劾永嘉以自为地，此皆诸公所引为同志者，至此得不汗颜浃背乎？
至其后也，则丰坊者起而疏请宗睿皇入太庙，天下皆恨其谄，使张、桂而在，亦必谏止。然则何渊之世室未可尽非，而即帝即考之后，事体愈重，上意已定，即百张、桂安能救正也。贵溪之分祀四郊与亲蚕诸改创，皆本之永嘉，而更成水火，永嘉虽甚恨而屡攻之，终无如之何。最后则孝烈皇后之先俯太庙，并徐华亭亦不敢诤，乃知典制一越，侵寻日深。此实永嘉辈为之俑，至于末流，不复可障遏矣。
【靖康景泰二论】董思白太史尝有言：“周之失计，未有甚于东迁者。”此子瞻氏之言也，李纲用之于靖康而宋社屋。
社稷为重，君为轻。此子舆氏之言也，于谦用之于景泰而明祚昌。盖谓二公皆抱忠义，而谋国或济或不济。即往哲格言，亦有不可尽泥煮，然二公不独信古之有得失，即识见亦不同。今观肃愍诸奏，凡条陈兵食战守事宜，无一不中肯綮，施之无不立效，自是见地高卓，加人数等。李伯纪在宋，无论兵援太原，逗留不进，致误大事，即建炎初起当国，首建募兵买马括财三大政，果有一端可行否？江淮即无马可买，而招兵括财之议尤为舛谬。李欲大郡增兵二千人，次千五百人，其饷出于何所？
且中原即失，全恃东南根本，而乃尽括富民所蓄，以充军兴，将室愁户汉，人人思乱，不待兀术渡江，而民心先变矣，宋齐愈所以首驳之，李惭无以辨，乃借书“张邦昌”三字，置之极刑，亦太惨矣！肃愍当英庙北狩时，力拒南迁之议，谓徐珪可斩，然终不杀徐，且力荐之为祭酒。致徐他日夺门，陷于西市之行。若以小人肺肠视之，必谓忠定密于防患，而肃愍拙于谋身矣。
靖康金人再入犯，道君欲自出陕西招兵，为李纲所遏不得
行。以故城破入金军时，见钦宗曰：“早听老夫之言，无今日之祸。”钦宗无以应也。又粘罕初围城时，蔡京求入见，陈退兵策，盖欲决河灌敌营，使匹马不返，而攻者四起，不许入国门，遂贬潭州。此时君相共亡其国，罪不必言。但此二策未为无见，竟以人废言。若景泰之际，则英主劳臣，拮据以安庙社，又非宋事比矣。
【汪南溟文】王、李七子起时，汪太函虽与弇州同年，尚未得与其列。太函后以江陵公心膂骤贵，其副墨行世，暴得世名，弇州力引之，世遂称元美伯玉，而七子中仅存吴明卿、徐德甫，俱出其下矣。汪文刻意摹古，仅有合处，至碑版纪事之文，时援古语，以证今事，往往杆格不畅，其病大抵与历下同。
弇州晚年甚不服之，尝云：“予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也；予心诽太函之文，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无奈此二屈事何？”是亦定论。当海内盛趋谼中时，汪高自标榜，至谓文人倔强，不肯攀附者，目为夷狄之不奉正朔。至今日反唇弇州者日众，又何论太函，太函居林下久，睹弇再出，不免见猎之喜，时许文穆为次辅其同里至戚也。屡言于首揆吴县、三揆太仓，不能得，则又致书弇州公，转托其缓颊于太仓，以速汪之出。终以时情不允辞之，弇州亦寻里居矣。
汪暮年眷金陵妓徐翩翩名惊鸿者，绸缪甚殊，甚至比之果位中人，作《慧月天人品》，其文全拟佛经，秽亵如来亦甚矣！其门下词客如潘之恒、俞安期辈，又从而傅会之，作歌作颂，更堪骇笑。
江陵封公名文明者七十诞辰，弇州、太函，俱有幛词，谀语太过，不无陈咸之憾。弇州刻其文集中，行世六七年，而江陵败，遂削去此文，然已家传户颂矣。太涵生殁，自刻全集，
在江陵身后十年，却全载此文，亦不窜易一字，稍存雅道云。
【评论前辈】王太仓之评张太岳曰：“江陵相业，吾始终不谓其非，独昧于如人一事，到底不悟。”而孙樾峰则又云：“江陵弃留心人材，胸中富有所品劣，每在司铨者上，故其柄长操，夫能长百人者，必其材兼百人者也。”其说又如此。孙樾峰之评王弇州曰：“本朝大小纪载，一出此公之手，使人便疑其不真。”而一时推服诸君子，无不曰良史才，或云世家九卿，所闻见朝家事，甚备甚确。往年陈文宪开史局，亦有生不同时之恨，而李本宁亦訾孙言为过。
则弇州之宜史与否，终未可定，而说者多谓孙语未然。孙之讥弇州，谓宦官用事者为大榼，杜撰无出，欲出阉尹易之。殊不知阉妖虽古语，而“大榼”
二字，唐宋名公往往用之，今纪载中甚多，初非杜撰也。孙素以博洽称，何轻讥前辈乃尔。
【私史】本朝史氏失职，以故野史甚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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