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旋
】正统五年上巳，御制天浑仪铭矣。至十二年十一月，钦天监正彭德清又上言：“蒙钦造铸铜仪，验得北京北极出地度数，太阳出入时刻，与南京不同。南京北极出地三十六度，北京出地四十度强。南京冬至日出辰初初刻，入申正四刻，夜刻五十九，夏至日出寅正四刻，入戌初初刻，昼刻五十九；北京冬至日出辰初二刻，入申正二刻，夜刻六十二。夏至日出寅正二刻，入戌初一刻，昼刻六十二，各有长短差异。
今宫禁及官府漏箭，皆南京旧式不可用。”上令内官监改造。
是时禁中宫漏循用新制，不待言。而次年春，造己巳历样，盖即用其言颁式天下矣。按十二时大刻九十六刻，益以廿四小刻，共为百廿刻，然小刻只抵四大刻，故总谓之百刻。冬夏二至，昼夜均用之，安得于圣朝正朔中，妄自增加，真不祥之尤矣。
今通用历日中，冬至日出，仍辰初初刻，夏至日出，仍寅正四刻，并不行彭德清所建白也。德清随英宗驾北征，曾劝王振驻师不从，郕王监国，廷臣劾德清不择善地驻札，以致乘舆失陷，并党王振，匿天变不奏诸大罪。未数日郕王命籍没其家，德清寻死于狱，命戮其尸。
【厘正历法】正统戊辰，上从钦天监正彭德清之请，改加冬夏二至昼夜各五十一刻，颁次年历，时皆欢诧为异事。次年己巳上北狩，景帝御字，天文生马轼始倡议乞改历日时刻如故事。帝命礼臣会官议之，礼臣以监正许惇等议上，谓正统间，彭德清于观象台测验，以北京较南京，则北极高出地上三度，南极低入地下三度，冬至昼短三刻，夏至昼长三刻，奏准改入《大统历》，永为遵守。今轼起自军匠，不谙天象，妄以己意求改，所言不可行。帝曰：“历虽成于京师，而太阳出入度数，则当以四方之中为准，是以尧命羲和仲叔四人，分测四方，以定四时。
今京师观象台，在尧典幽都之地，太阳出入度数，难以凭准，今后造历，悉照洪武永乐旧式。”读帝此旨，评驳精确，顿令星官缄口。然其时已将岁终，先期十一月朔，颁历于天下，则景泰元年，犹仍正统十四年之谬也。其时彭德清以王振党拟斩，瘐死狱中，僇尸籍产矣。而同事畴人，犹袭其说如此。时胡忠安（濙）久位春卿，亦附会执奏。盖以身主其事，不免护前遂非，其如景帝圣明，不可面欺何？
【日圭同异】世宗初登极，钦天监官朱裕，以日月交食，分秒不合上言。洪武中漏刻博士元饮，言历法当随时修改，以合天道，时去元甚近，已欲修明。今岁差愈多，本监观象台晷表，分寸不一，乃用南京日出分秒，似相矛盾。今宜会举理学大臣，总理其事，铸立铜表，考四时日中之影，仍差历官往河南南阳察旧立土圭，以合今日之晷，分立圭表于山东、湖广、陕西、大名，以测四方之影，庶合朔得真，交食不谬。上仅报闻，寝不行也。朱裕盖以两京地方俱居偏方，不足标准，欲立圭于四方，此即唐尧分命羲仲四人各宅之法也。
若南阳旧圭，未审何代所立，裕上疏时必有所据，今已不可问矣。然土中一说，亦自难凭。如文皇北征至口外长清塞上，指北斗谓金幼孜曰：“至此则已南望北斗。”盖华夷地势使然，然漠外去京师不过数千里，而天象已迥异如此。近代商于日本、占城、吕宋、佛郎机诸国者，问以星斗河汉，皆云躔度方向，与中华毫无差别。是数国者，在闽广东南，不知几万里矣。岂三垣九野验于北，而不验于南欤？抑南方卑下去天远，而北方地高与天体亲切耶？是未可臆断。
再阅朱裕疏，内云观象台晷表，与南京矛盾，是即正统间彭德清测景不同之说也。未审其说确否？至于南阳土圭，惟嘉靖二年河南抚臣何天衢请祀周公疏中，云登封县有观象测景二台，乃周公营洛邑时手建遗迹，其土圭表漏尚存，宜敕钦天官至彼考正制度尺寸，以凭授历。然则中原日圭，又不在南阳矣。
总之岁久讹传，未足凭也。
【郑世子论岁差】今上乙未，郑世子（载堉）造万年历上
之，其疏云：“洪武间监正元统造《大统历》，以洪武甲子为历元，上考下推，无消长之法。时监副李德芳驳之，谓不与经史相合，宜用许衡辛巳元历。太祖谓二历俱难凭，只验七政交会，行度无差者为是。今取《大统》、《授时》二历相较，考古则气差三日，推今则时差九刻。或以《授时》减分太峻，失之先天；《大统》不减，失之后天。今和会二家成历书曰《律历会通》，并历以上。
”礼官议亡元至元四年，西域札马鲁丁撰进新历，其时已名为《万年历》矣，未几《授时历》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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