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命有司详议庙制。谏议大夫硃子奢建议曰：
按汉丞相韦玄成奏立五庙，诸侯亦同五。刘子骏议开七祖，邦君降二。郑司农踵玄成之辙，王子雍扬国师之波，分涂并驱 ，各相师祖，咸玩共所习，好同恶异。遂令历代祧祀，多少参差，优劣去取，曾无画一。《传》称“名位不同，礼亦异数。”《易》云“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岂非别嫌疑，慎微远，防陵僭，尊君卑佐，升降无舛，所贵礼者，义在兹乎！若使天子诸侯，俱立五庙，便是贱可以同贵，臣可以滥主，名器无准，冠屦同归，礼亦异数，义将安设？《戴记》又称：礼有以多为贵者，天子七庙，诸侯五庙。”若天子五庙，才与子男相埒，以多为贵，何所表乎？愚以为诸侯立高祖以下，并太祖五庙，一国之贵也。天子立高祖以上，并太祖七庙，四海之尊也。降杀以两，礼之正焉。前史所谓“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此其义也。伏惟圣祖在天，山陵有日，祔祖严配，大事在斯。宜依七庙，用崇大礼。若亲尽之外，有王业之所基者，如殷之玄王，周之后稷，尊为始祖。倘无其例，请三昭三穆，各置神主，太祖一室，考而虚位。将待七百之祚，递迁方处，庶上依晋、宋，傍惬人情。
于是八座奏曰：
臣闻揖让受终之后，革命创制之君，何尝不崇亲亲之义，笃尊尊之道，虔奉祖宗，致敬郊庙。自义乖阙里，学灭秦庭，儒雅既丧，经籍湮殄。虽两汉纂修绝业，魏、晋敦尚斯文，而宗庙制度，典章散逸，习所传而竞偏说，执浅见而起异端。自昔迄兹，多历年代，语其大略，两家而已。祖郑玄者则陈四庙之制，述王肃者则引七庙之文，贵贱混而莫辩，是非纷而不定。
陛下至德自然，孝思罔极，孺慕逾匹夫之志，制作穷圣人之道，诚宜定一代之宏规，为万世之彝则。臣奉述睿旨，讨论往载，纪七庙者实多，称四祖者盖寡。校其得失，昭然可见。《春秋谷梁传》及《礼记》、《王制》、《祭法》、《礼器》《孔子家语》，并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大夫三庙，士二庙。”《尚书》曰：“七世之庙，可以观德。”至于孙卿、孔安国、刘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宝之徒，或学推硕儒，或才称博物，商较今古，咸以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与太祖之庙而七。”晋、宋、齐、梁，皆依斯义，立亲庙六，岂非有国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若使违群经之明文，从累代之疑议，背子雍之笃论，尊康成之旧学，则天子之礼，下逼于人臣，诸侯之制，上僭于王者，非所谓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况复礼由人情，自非天坠，大孝莫重于尊亲，厚本莫先于严配。数尽四庙，非贵多之道；祀逮七世，得加隆之心。是知德厚者流光，乃可久之高义；德薄者流卑，实不易之令范。臣等参议，请依晋、宋故事，立亲庙六，其祖宗之制，式遵旧典。庶承宗之道，兴于理定之辰；尊祖之义，成于孝治之日。
制从之。于是增修太庙，始崇祔弘农府君及高祖神主，并旧四室为六室。
二十三年，太宗崩，将行崇祔之礼，礼部尚书许敬宗奏言：“弘农府君庙应迭毁。谨按旧仪，汉丞相韦玄成以为毁主瘗埋。但万国宗飨，有所从来，一旦瘗埋，事不允惬。晋博士范宣意欲别立庙宇，奉征西等主安置其中。方之瘗埋，颇叶情理，事无典故，亦未足依。又议者或言毁主藏于天府，祥瑞所藏，本非斯意。今谨准量，去祧之外，犹有坛墠，祈祷所及，窃谓合宜。今时庙制，与古不同，共基别室，西方为首。若在西夹之中，仍处尊位，祈祷则祭，未绝祗享，方诸旧仪，情实可安。弘农府君庙远亲杀，详据旧章，礼合迭毁。臣等参议，迁奉神主，藏于夹室，本情笃教，在理为弘。”从之。其年八月庚子，太宗文皇帝神主祔于太庙。
文明元年八月，奉高宗神主祔于太庙中，始迁宣皇帝神主于夹室。垂拱四年正月，又于东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庙，四时享祀，如京庙之仪。别立崇先庙以享武氏祖考。则天寻又令所司议立崇先庙室数，司礼博士、崇文馆学士周忭希旨，请立崇先庙为七室，其皇室太庙，减为五室。春官侍郎贾大隐奏曰：“臣窃准秦、汉皇太后临朝称制，并据礼经正文，天子七庙，诸侯五庙。盖百王不易之义，万代常行之法，未有越礼违古而擅裁仪注者也。今周悰别引浮议，广述异文，直崇临朝权仪，不依国家常度，升崇先之庙而七，降国家之庙而五。臣闻皇图广辟，实崇宗社之尊；帝业弘基，实等山河之固。伏以天步多艰，时逢遏密，代天理物，自古有之。伏惟皇太后亲承顾托，忧勤黎庶，纳孝慈之请，垂矜抚之怀，实所谓光显大猷，恢崇圣载。其崇先庙室，合同诸侯之数，国家宗庙，不合辄有移变。臣之愚直，并依正礼，周忭之请，实乖古仪。”则天由是且止。
天授二年，则天既革命称帝，于东都改制太庙为七庙室，奉武氏七代神主，祔于太庙。改西京太庙为享德庙，四时唯享高祖已下三室，余四室令所司闭其门，废其享祀之礼。又改西京崇先庙为崇尊庙，其享祀如太庙之仪。万岁登封元年腊月，封嵩山回，亲谒太庙。明年七月，又改京崇尊庙，为太庙，仍改太庙署为清庙台，加官员，崇其班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