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江南茶法，又增至十九万二千八百六十余锭。
延祐五年，前江商茶运副法忽鲁丁言：“所办茶课，以二十万锭为额。每引一道，旧例官钱十两，今通作中统钞十五两。批验每引，旧例官钱一钱，今通增作中统钱一钱五分。茶由每引，旧例官钱一钱一分一厘一毫二丝，今通增作中统钞一钱六分六厘六毫八丝。如此减引添钱，必可增至三十万锭。”中书户部议：“每岁量发引目一百万道，每引添中统钞二两五钱，通作十二两五钱，作额恢办。”敕从之。法忽鲁丁又言：“运司止是亲榷江、兴二路，其余课钞，系各处提举司，并有带办，径赴各行省缴纳。宣将运裁罢。”部议恐亏兑课额，不允。七年，又增至二十八万九千二百十一锭。较至元十三年课额，增二十余倍焉。天历二年岁额与延祐同。
后至元二年，江西茶运司同知万家驴言：“本司岁办课额二十八万九千三百余锭。除门摊批验钞外，茶引一百万张，为钞二十五万锭。木茶自有官卸筒策阁坊，其零斤草茶由帖，每年印造一千三百八万五千二百八十九斤。茶引一张，照茶九十斤，客商兴贩。其小民买食及江南广东去处零斤采卖，皆须有帖券卖茶由。至于夏秋，茶由已绝，民间阙用。以此考之，茶由数少课轻，便于民用而不敷。每岁合印茶由，以十分为率，量增二分，计二百六十一万七千五十八斤。依引目内官茶，每斤收钞一钱三分八厘八毫八丝，计增七千二百六十九定七两，比较减去引目二万九千七十六张，庶几引不停闲，茶无私积。“中书省如所议行之。
至正二年，监察御史李宏言，“榷茶之制，古所未有。自唐以来，其法始备。国胡既于江州设立榷茶都转运司，仍于各路出茶之地设立提举司七处，专任散据卖引，规办国课，莫敢谁何，每至十二月初，差人勾集各处提举司官吏，关领次年据引。及其到司，旬月之间，司官不能偕至，吏贴需求，各满所欲，方能给付据引。此时春月已过，及还本司，方欲点对给做，又有分司官吏，到各处验户放据卖引。每引十张，除正纳官课一百二十五两外，又取要中统钞二十五两，名为搭头事例钱，以为分司官吏馈赆之资。提举司量以榷茶为名，其实不能专散据卖引之任，不过为运司官吏营办资财而已。既见分司官吏所为若是，亦复仿效迁延。及茶户得据还家，已及五六月矣。中间又存留茶引二三千本，以茶户消乏为名，转卖与新兴之户，每据又多取中统钞二十五两，上下分派，各为己私。不知此符之钱。自何而出？其为茶户之苦，有不可言。至如得据在手，碾磨方兴，吏卒踵门催并初限。不知茶未发卖，何从得钱？间有充裕之家，必须别行措办。其力薄者，例社拘监，无非典鬻家私，以应官限。及终艰，不足备上司紧迸重复勾追，非法苦楚。此皆由运司给引之迟，分司苛取之过，茶户本图求利，反受其害，日见消乏逃亡，情实堪悯。今若申明旧制，每岁正月须要运司尽特据引给付提举司。随时派放，无得停留在库，多收分例，妨误造茶时月，如有过期，别行定罪，违者从肃政廉访司依例纠治，如此庶茶司少革贪黩之风，茶户免损乏之害。“中书省以其言切直。移咨江西行省，委官与茶运司讲究，如果便益，依所言行之。
世祖定江南。凡江浙、闽、粤滨海之地，与外番互市，以市舶官主之，大抵因朱之旧法。其货以十分取一，粗者十五分取一。至元十四年，立市舶司于泉州，以福州行省忙古斛领之。立市舶司于庆元、上海、激浦，以安抚使杨发领之。每岁招集舶商贸易。次年回帆，依例抽解，然后听其货卖。
十七年，上海市舶司招船提控王楠上言：“泉、福等路商船，贩吉布条铁等物，其税额不宜与番货等。”乃定双抽、单抽之法，番货双抽，土货单抽。十九年，又用中书左丞耿仁言，以钞易钢钱，令市舶可以钱易海外金珠货物，仍听舶户通贩抽分。二十年，复定抽分之法。是年，忙古斛言，舶商皆以金银易香木。乃下令禁之，惟铁不禁。
二十三年，市舶司卢世荣请出系官钱万定，自具船给本，选贾人至海外贸易诸货。其历获之息，以十分为卒，官取其七，贾人得其三。凡权势之家，不得用已钱为番贾，犯者罪之，仍籍其家产之半。禁海外贸易者，毋用铜钱。是年，以市舶司隶泉府监，改广东转运市舶提举司为盐课市舶司。未几，复置焉。二十五年，又禁广州官民，毋得运米至占城诸番。二十六年，沙不丁上市舶司岁献珠四百斤金三千四百两，命贮之以待贫乏者。
二十八年，令市舶验货抽分。是年，中书省定抽分之数及漏税法，凡商贾贩泉、福等路，已抽之物，于本省有市舶司之地卖者，细色于二十五分之中取一，粗色于三十分之中取一，免其纳税；其就市舶司买者，止于卖处收税，而不再抽。漏舶货物，依例断没。
三十年，中书省臣奏：旧纪三十年，行大司农司燕公楠、翰林学士承旨留梦炎言：“杭州、上海、澉浦、温州、庆元、广东、泉洲置市舶司，惟泉州物货三十分抽一，余皆十五抽一。乞以泉州为例。”从之。错误殊甚，今不取。访闻有留状元称知市舶事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