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书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刘向父子雠校篇籍。汉之典文，于斯为盛。及王莽之末，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于前。及孝献移都，吏人扰乱，图书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载七十余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遣秘书郎郑默删定旧文，论者美其硃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属刘、石冯陵，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后，寇窃竞兴，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余卷。及侯景度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余卷，悉送荆州。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于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
后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后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阙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余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已。今御出单本，合一万五千余卷，部帙之间，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于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
臣以经书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代。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致，观阁斯积。
上纳之，于是下诏，献书一卷，赉缣一疋。一二年间，篇籍稍备。进爵奇章公。
三年，拜礼部尚书，奉敕修撰《五礼》，勒成百卷，行于当代。弘请依古制，修立明堂，上议曰：
窃谓明堂者，所以通神灵，感天地，出教化，崇有德。黄帝曰合宫，尧曰五府，舜曰总章，布政兴教，由来尚矣。《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代室，堂脩二七，广四脩一。」郑玄注云：「脩十四步，其广益以四分脩之一，则广十七步半也。」「殷人重屋，堂脩七寻，四阿重屋。」郑云：「其脩七寻，广九寻也。」「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郑玄云：「此三者，或举宗庙，或举王寝，或举明堂，互言之明其制同也。」马融、王肃、干宝所注，与郑亦异，今不具出。汉司徒马宫议云「夏后氏代室，室显于堂，故命以室。殷人重屋，屋显于堂，故命以屋。周人明堂，堂大于夏室，故命以堂。夏后氏益其堂之广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序间大夏后氏七十二尺。」若据郑玄之说，则夏室大于周堂，如依马宫之言，则周堂大于夏室。后王转文，周大为是。但宫之所言，未详其义。此皆去圣久远，《礼》文残缺，先儒解说，家异人殊。郑注《玉藻》亦云：「宗庙路寝，与明堂同制。」《王制》曰：「寝不逾庙，明大小是同」。今依郑注，每室及堂，止有一丈八尺，四壁之外，四尺有余。若以宗庙论之，袷享之日，周人旅酬六尸，并后褷为七，先公昭穆二尸，先王昭穆二尸，合十一尸，三十六主，及君北面行事于二丈之堂，愚不及此。若以正寝论之，便须朝宴。据《燕礼》：「诸侯宴则宾及卿大夫脱屦升坐。」是知天子宴，则三公九卿并升堂。《燕义》又云：「席小卿次上卿。」言皆侍席。止于二筵之间，岂得行礼？若以明堂论之，总享之时，五帝各于其室。设青帝之位，须于木室内少北西面。太昊从食，坐于其西，近南北面。祖宗配享者，又于青帝南，稍退西面。丈八之室，神位有三，加以簠簋豆笾，牛羊之俎，四海九州美物咸设，复须席上升歌，出樽反坫，揖让升降，亦以隘矣。据兹而说，近是不然。案刘向别录及马宫、祭邕等所见，当时有《古文明堂礼》、《王居明堂礼》、《明堂图》、《明堂大图》、《明堂阴阳》、《太山通义》、《魏文侯孝经传》等，并说古明堂事。其书皆亡，莫得而正。今《明堂月令》者，郑玄云是吕不韦著，《春秋十二纪》之首章，礼家钞合为记。祭邕、王肃云周公作，《周书》有《月令》第五十三，即此也。各有证明，文多不载。束皙以为夏时书。刘瓛云：「不韦鸠集儒者，寻于圣王月令之事而记之。不韦安能独为此记？」今案不得全称周书，亦不可即为秦典，其内杂有虞、夏、殷之法，皆圣王仁恕之政也。蔡邕具为章名，又论之曰：「明堂所以宗祀其祖，以配上帝
也。」夏后氏曰代室，殷人曰重屋，周人曰明堂。东曰青阳，南曰明堂，西曰总章，北曰玄堂，内曰太室。圣人南面而听，响明而治，人君之位莫不正焉。故虽有五名，而主以明堂也。制度之数，各有所依。方一百四十四尺，坤之策也，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乾之策也。太庙明堂方六丈，通天屋径九丈，阴阳九六之变，且圆盖方覆，九六